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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道教科技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姜生：道教科技史这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已经逐渐发展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领域，我们的国际团队在不同的地方推动着共同的事业。道教科技“杂而多端”、门类繁多、无所不包，其学科生长特征本来就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血肉不分；根据这种情况，就要按古今学科概念融通兼顾的原则，从多个相对独立、相互关联的方面，多向度开掘宝藏。 道教科技史是一项联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门类的原创性学术工程。其研究以传统的文献考证为基础，多学科交叉，同时结合实验、测绘、运算等自然科学方法，超越传统方法的局限，使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获得现代新方法的支持。 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应该以学科领域为依据，将研究内容分为道教史、科学思想、化学、医学、养生学、天学地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九个部分，总体上主要采用历史学、宗教学与科学史的交叉方法，在不同学科中结合图像、图表、模拟实验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学科方法研究，从古史的兴衰发掘今人正在苦心寻觅的某种制约中国科学的文化之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坚持道教科技史研究十多年了，您认为道教与科学关系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姜生：研究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探讨诸学科发展规律、展示重要成就的基础上，在前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的最深层，原创性地揭示为什么传统科学技术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在后期却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形态。这一问题性的浮现，是在道教与科学、宗教与科学这个多学科交叉背景下长期探索思考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乃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逻辑之上：道教信仰者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虽然荒诞，但为实现这一梦想而采取的过程和手段却多是合理的科学的。换句话说，虚妄的神仙理想驱动人们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投身科学技术、医学和工艺，成为推动科学探索的真实动力。所幸古人的这些“业绩”最终都积淀保存在巨量的道教经典和相关文献中，保存在一些常被人所忽视的文物中。正是这一基本判断，驱使着我们的团队毫不犹豫地进军这一被长期忽略的巨大科技宝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需特别注重把研究建立在对道教的特殊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在您看来什么是“道教的特殊本质”？ 姜生：这是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道教科学技术史内容庞杂，涉及学科领域众多，如果只用传统的演绎、归纳方法或西方固有的认识模式去审视、分析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难以获得合理的认识。可以说，任何一项创造性的系统研究，只有获得学理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能指望构建新框架、启动新逻辑、掘进新地层。 在学术思想方面，我们的基本理论判断是，由于道教的思想结构和概念系统的独特性，研究道教科技史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科学”概念和理论框架，将难以把握道教科技的实质，难以准确合理地理解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关系。 道教与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应该是一种重新界定的“科学”概念。应该说，科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探索与实践而形成的用于有效延长和增强自身能力的知识系统，它使人类面对自然界这个生存环境时，具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攫能效率。在这个定义中，“攫能性”是解析人类文化及其历史动力的核心概念。这个新概念具有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可望把我们从近代西方背景下的“科学”概念中解放出来，为探索包括非西方传统的更为广阔的全球科学技术史提供认知的理论基础。 简单说，道教的长生不死宗教理想结构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科学技术则在道教哲学、神仙信仰和实践中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思想基础。这是历史上道教与科技有时难以分辨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道教科技史研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何意义？ 姜生：这是我们不断思索的重要问题。在过去10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强烈地认识到，必须带着时代的使命意识，去纵深拓展道教与科学的学术理论价值，体现应有的现实关怀，在揭示历史之真实的基础上，探寻中华文化与未来人类科学发展的可能生长关系。 中国文明有着不同于欧洲的文化进程。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古代中国可谓一枝独秀。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而这种创造性的内部，正如李约瑟所看到的，道教思想乃是核心。 要认识一个民族，要把握其民族性，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规定性。中华民族要复兴图强、要成为科学技术的原创国，先须以史为鉴，认识自我，发现中华文明史上某些导致整个民族积贫积弱、导致科技走衰的内在文化根源、关键拐点。这样才有希望让中华文化再度成为人类科学技术孕育发展的沃土，才能使中国科技摆脱近代以来的跟踪式发展怪象，回归自本自根之正途，形成发展为一整套中国式的文化—科学话语体系，为全人类提供新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多数人印象中，道教纯为本土宗教，请问近年在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方面有何新研究？ 姜生：是的，道教中产生的诸多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和技术，不仅对中国古代科技作出重大贡献，而且还曾向外传播，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道教曾传入印度，对印度密教及炼丹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印度古代化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道教通过阿拉伯文化圈传至西方，对近代化学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上两个方向的传播过程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明兴衰史上写下了令人深思的历史篇章，需要学界对此进行重点研究，还原中西交通史上的某些精彩图景。 当然，由于相关资料稀散，加之文献上存在多种语言交流的困难，这两个问题研究难度都很大，需要重点进行突破和创新，也需要未来有更多新人去做出努力。与此同时，历史上这种跨文明圈的文化传播过程曾经发生的文化撞击与传递，也是同样引人入胜的创新性问题，这些都需要今后加强研究，有待给出合理解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