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推动文明互鉴 提供学术资源——海外中国学研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初始之际，美国《生活》周刊评选100个对上一个千年人类进程影响最大的人物，中国航海家郑和名列其中。郑和曾率领一支包括200多艘大小不等的多种船只的“混合舰队”，从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开始海外航行。船队航迹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和红海，囊括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自此，“郑和下西洋”成为了历史文献和学术著作的长期关注点，并链接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史的有关学术研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 “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对于这样一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学术界需要思考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怎样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如何从历史的层面，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黏合的原料。 多角度梳理有关研究内容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学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学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选择。 从时空脉络看，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可以上溯到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航海路线也有若干条：（1）出东海。经朝鲜至日本。于是，有了朝鲜人“衣服皆锦绣”的记载；有了《日本书纪》中关于中国秦朝养蚕织绸等生产知识传入日本的记述。（2）走南海。经东南亚和南亚等，至印度洋及南部，走出了一条从丝绸贸易到茶叶贸易的线路。（3）通美洲。从南海线再经印度洋，至美国和拉丁美洲。于是有了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进行贸易。（4）去非洲。经印度洋到达东非一带，架起了中国最早与非洲友好往来的海上桥梁。这些线路上的国家，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文化地域范围看，南亚、东南亚、东亚等亚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近年来被广泛提及的大中华圈，或者说以华人为主的海外区域值得研究。 从相关的文献知识领域看，也涉及多个方面。按文化传承分，有中国的和合共生思想、中庸理念、礼尚往来传统等，皆在千年间彼此发生影响。按贸易内容分，有丝绸、茶叶、香料等，不胜枚举。还有物物易货和贡品换“赏赐物”的不同交易形式。按历史的遗址、遗物分，既有著名的马六甲海峡、广州十三行等与贸易相关的著名历史遗址；又有佛经、石刻、古地图等文物，这些遗址和遗物是双边友好往来的信物和见证。按航海工具和技术知识分，有造船、罗盘、牵星术等，可以为航海科技史研究提供参考。按语种、词源学、地名学分，涉及古拉丁文、印度文、阿拉伯文、梵文等；以及许多古老的地名和方言等。按历史人物分，有中国的郑和、沿线国家的相关管理者、商业经理人、技术能手、艺术家、民间艺人，等等。按管理制度分，有唐、宋、元、明四朝的市舶司制度，元代的官本船外贸制度，清代的商行制度、保商制度、海关制度等。按中外关系史分，涉及朝贡体系与朝贡贸易；宗藩关系与海上贸易；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各国的外交和外贸关系等。若再按文化交流史分，还涉及多种宗教的传播。 此外，与中外海上贸易密切关联的一个特别主题就是华侨史。华侨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唐人、华人，晚清时改称华侨，尤其以东南亚的华侨为最多，因此，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用好相关历史资料宝库，能更充分地发挥好华侨的黏合剂作用，为“一带一路”作出新贡献。 从历史和国际视角提供建议 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开展以中国学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厘清丝路贸易的历史沿革，总结发展丝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可为今日的丝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扎实的依据。因此，这项研究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扎实的历史文献依据。人类的物质交往，是因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演进也是类似的历史过程。中国丝绸外传，不仅以丝绸贸易带动了沿线国家人民穿衣材料和着衣方式的变化，丰富和美化了沿线国家人民的生活，而且在不同国家，出现了各具其民族风格的特色丝绸衣物、饰物、生活用具等。尤其是生丝的外传，对一些国家丝织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刺激了中国丝织业的发展和繁荣，促成了江南一带丝绸贸易发展基础上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丝绸贸易带动的其他贸易，扩大和丰富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内容。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易货交易，将珠宝、矿产也涵盖其中，这些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出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第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管理学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通商和管理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当下海上经济带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可以从科技、社会史的角度，开展历史地名考与地名坐标系的研究、服装材料和服饰变化的研究、种植技术与养殖技术演进的研究、沿线民俗特色和相似性研究等。 第三，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智慧和国际新视野。海上丝绸之路是沿线人民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形成的商业之路，更是沿线人民在友好交往中形成的友谊之路。千百年间，海路上人民的关系特征，更多的是互通有无、和平相处。在此期间，中国和沿线国家都推行了一些促进民间友好往来的措施和办法，使得人民普遍从中受益。在贸易往来中出现的文化交流，包括佛教在沿线国家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到亚洲国家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技术和理念；汉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传播与互动，大中华圈的形成和认同，等等。而这些精神文化的认同，又为凝聚沿线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为今天经济为主体的纽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明之源。 此外，日本、印度、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较长的汉学传统。近年来，上述国家和地区从事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者在逐年增多，许多国际知名的中国学家纷纷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如果各国当代的中国学成果能与古代先贤的学问相结合，将能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提出一些有利于搁置争议、共享共赢的谋略，对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随着信息科技、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的信息获取手段的出现，人们可以较为便捷地为各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但是，能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新发展提供厚重底蕴的仍是有几百年历史的汉学传统。因此，参考重要历史文献，认真梳理相关历史，并将国外的相关著作与中国古籍中的志、列传等文献进行对比，借助新技术处理和研究，定会有相得益彰的收获，有助于满足沿线各国的不同利益需求。 综上所述，海外中国学及其研究者在海上丝路建设中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需要搜集历史文献，查找文化源流，分析经验教训，提出意见建议，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做好知识的储备库和导航仪，提供知识资源。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