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70多年来，中日两国学界对七七事变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仍然存在争论，其中，关于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成为突出的焦点。现结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有关内容，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探究“来龙”与“去脉” 作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长期以来得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细致研究，成果斐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史学界对这一事变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尤其在事变的发生是否具有必然性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与这一争论密切相关，战后日本社会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思潮和活动此起彼伏，导致中日关系波折不断。 为了解决历史认识问题，2006年11月16日，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会见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一致认为，应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6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同年12月26日，第一次共同研究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三年的努力，2010年1月公布了共同研究报告。2014年10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在两国同时出版。其中，“近代史卷”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第一章和第二章均涉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论述。 应该指出，尽管日本学界对“十五年战争史”一直存在较大争论，但该报告仍将1931—1945年中日关系史定义为“战争的时代”而展开了论述。其重要学术意义表现在：1.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认定为中日局部战争时期；2.将卢沟桥事变认定为从中日局部战争（中国局部抗战）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 中日学界关于七七事变的研究成果，就其内容与形式而言，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七七事变本身“知其然”的研究，包括“第一枪”、“失踪士兵”等问题，相关成果已颇为细致而丰富；二是对于七七事变前史“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包括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局部侵华史、华北事变的发生及战前中日关系的演进等；三是对七七事变发生后“知其然后”的研究，包括中日双方在当地的交涉与最高当局的应对，以探究最终走向全面战争的问题。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研究，既包括其“来龙”方面（即发生战争的必然性），又包括其“去脉”方面（即走向战争的必然性），二者缺一不可。关于这种“来龙”与“去脉”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研究，应是就七七事变在历史上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并不否认这一事件本身的“偶发性”，或者说并非一定要体现在事件本身的必然性方面。 基于上述见解，就七七事变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一要从“大历史”角度出发，继续加强对事变前后历史的深入探究，即通过知其“所以然”、“然后”，来考察其必然性；二要在事件研究本身的“知其然”方面，进行实证性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