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存档案证明日本侵华的计划性 关于七七事变本身的“知其然”研究，之所以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上存在很大歧异，除中日两国学者在史观与史识方面的差异外，史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作为该事变的主要当事方，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档案史料在战后一直匮乏，中日两国几乎都难觅其踪，不排除其档案在战争期间或战后被人为毁坏的可能性。仅就以下幸存的档案史料，亦可见一斑。 第一份文件是《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1936年9月15日由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23日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呈报给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其中提出中国驻屯军占领华北、实施统治的一系列计划。与1930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炮制《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一样，《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也证明了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侵占华北的阴谋与计划。 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将七七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正因为有此计划书，13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部第四课据此制定了第二份文件《伴随着华北事变的占领地统治纲要》。这两份文件都说明了七七事变前后日军侵占华北的计划性。 第三份文件是在事变次日即7月8日凌晨三时中国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的《宣传计划》。它计划在事变爆发后，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如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实行绑架和软禁等措施，并迅速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城；而在宣传策略上，则要强调日本行动的不得已性，并证明事件发生非日方有计划的行为，乃是中国军队不法行为而造成的不幸突然事件。 从以上三份文书来看，如果中国驻屯军的档案资料是完整的话，迄今围绕卢沟桥事变的发生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当可不攻自破。 至于有日本学者所称七七事变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说法，早在日本政府将七七事变定名为“华北事变”后的1937年8月11日，一位日本人金崎贤就写作了《满洲事变六周年与华北事变》一文（《外交时报》第83卷第787号，1937年9月15日出版），其论点为：“一、两事变的性质与目的一致性”，“二、两事变的原因及目的的相似性”，“三、两事变经过的相似性”。他据此得出结论：“华北事变与满洲事变，完全一致”。 历史的现象与过程纷繁复杂，但总有必然性的规律可循；历史的发展与潮流浩浩荡荡，其必然性时常伴随着偶然性和多样性。通过以上关于七七事变的“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后”以及“知其然”三个层面的考察，尽管在卢沟桥事件上迄今尚存在偶发性的争论，但无论从“来龙”、“去脉”方面而言，还是就仅有的中国驻屯军文书之实证而言，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