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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由匈奴人甘父作向导，率领百多人从陇西出发，“凿空”西域之后，贯通了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原与西域的贸易之路繁盛于先秦的商道，而且在这条商道之外，又留给我们许多工艺文化财富。 从历史记载来看，秦汉时期是我国全力推进大一统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汉朝继起，达到鼎盛，与罗马、安息（伊朗高原古代国家）、贵霜（西亚区域幅员辽阔的帝国）并称为欧亚大陆四大帝国。此时，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开始密切且繁盛。以服饰为例，西汉初期的服饰与前朝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曲裾袍就继承了战国的深衣式。西汉初期之所以继承战国的深衣式，亦是由于秦始皇在位时，规定官至三品以上者着绿袍、深衣，使得深衣的形制流传下来。故而，西汉早期沿袭秦代服式的状况根深蒂固，直至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才发生根本改变。张骞开辟的这条中原与中亚、西亚的文化、经济沟通的“丝绸之路”，使各民族、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新颖，社会风尚有了很大改观。 纺织工艺，尤其是丝、麻、毛、棉织造技术在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进，使得丝织物从纺、织、染、绣到花纹处理等各道工序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如西汉都城长安就设有东西织室，织作缯帛和文绣之服；东部的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也设有服官，负责制丝织衣物，织工多达数千人。官作坊织造的精美丝麻织物，除供皇室享用外，还用于赏赐和对外贸易。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就有向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运销大量绚丽多彩的丝帛锦绣。这些远销海外的名目繁多的丝织品，自然对纹样设计有新的要求。 1995年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的一件汉晋期间的锦质护膊，上织有孔雀、仙鹤、辟邪、虎、龙等动物形象，并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显然带有汉代谶纬学说的印痕，且明显留有商代传往西域的《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的神话“事物”形象。深究而论，这些形象明显受到先秦时期周穆王西域探险传说的影响，也是对丝绸之路之前的“玉石商道”的确证，留给我们更多关于文化的意义的思考。 除汉晋期间的这件锦质护膊见证了民族交往外，大量运用在服装面料上的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常用的葡萄纹和鬈发高鼻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也记录下了当时民族交往的硕果。关于织造技术的提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品种繁多的丝织品，囊括了汉代丝织物的大多数品种，有烟色、朱色和皂色的纹罗，有雅致秀丽的素地提花的菱纹罗。其中，一件方孔平纹的素纱襌衣，长128 厘米，仅重49 克，可谓“薄如蝉翼”、“轻若鸿毛”。该素纱襌衣在织造时还利用拈回方向的不同，使纱面产生类似于今天乔其纱绉的感觉。这件素纱襌衣无论是纱的细韧程度，还是织造技艺，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缫丝和练丝工艺、设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除素纱襌衣外，织锦中有一种立体感极强的绒圈锦（起毛锦），也反映了先进的织锦工艺。织造绒圈锦，除需要提花装置外，还需有两个张力不同的经轴和起绒针，其总经数约为上万根，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织造之艰巨及技艺之高超不言而喻。受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两千多年前我国对织造起绒提花机进行改进，改进后的起绒提花机已达到当时世界纺织业生产的先进水平。 除西传与引入外，秦汉之际，漆器工艺技术还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与琉球群岛及东南亚等地，为世界漆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考察来看，我国漆器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早期遗址中便已发现漆器。战国至秦汉时期相继发展的漆工艺技术，达到了我国古代漆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无论是在种类与数量，还是胎骨、造型、髹饰等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秦汉时期的漆器工艺在战国漆器工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达到了早期的昌盛水平，主要表现为： 其一，漆器的制作有官府的专门机构加以管理。如秦代中央政府就设有管理手工业漆器作坊的部门，如“咸市”、“咸亭”、“许市”等，而汉代从中央到郡都设有管理漆器生产作坊的官员一职，以蜀郡和广汉郡的金银饰漆器管辖下出产的品种最为著名。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说：“雕镌钿器，万技千工，三参带器，金银文华，无一不妙。”可见，这一时期漆器工艺管理有序，生产规模及工艺水平盛况惊人。 其二，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汉代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工艺匠作实施分工管理。对于汉代严谨的漆器生产组织，史书多有记载，仅汉代出土的漆器铭文中就已记载了漆器生产细致的分工名称，包括：造工（作坊主）、供工（供应材料等）、漆工（专门制漆）、素工（做漆胎灰底）、髹工（在漆胎上涂漆）、画工（在漆器上作画）、上工（在漆器上进一步涂漆）、铜扣黄涂工（在漆器的铜扣上鎏金）、铜耳黄涂工（在漆器的铜耳上鎏金）、清工（相当于现今的检验工，做最后修饰）等。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马王堆汉墓漆器铭文中的  就记载负责漆器阴干的工种职别和工序。从该食器制作工序推测，这种阴干罩漆工艺的出现，与当时加强对朱黄等色漆的保护措施及利于饮食卫生有关，足可见当时漆器生产分工之细密。在如此严密的生产组织的管理下，汉代漆器产生大量精品。《盐铁论》有云：“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名贵的漆器是允许上市出售的，甚至远销海外，漆器作坊更是遍布今日的山东、河南、陕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成为东传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新兴商品。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凝望“丝绸之路”这丰富多姿的工艺文化财富，无不引起对往昔的美好遐想。展望“新丝路”，立足“一带一路”新起点，将会有超过历史百倍千倍上万倍的工艺文化财富等待我们开发……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