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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小麦收割后，我就去田里调查，田里气温有时高达40—50度，热得难受；到了冬天，我也需要去考古工地清理出土文物或者绘图，经常冻得手脚都麻木了。”从秦都咸阳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到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在古代都城的考古勘探现场，总能看到一位考古学家辛勤的身影。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要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就必须重视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刘庆柱说。 都城考古从秦都遗址开始 咸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王朝的首都，刘庆柱的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从1973年起，他先后参与发掘了咸阳城1号和3号宫殿遗址。通过对秦都咸阳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刘庆柱第一次描述了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并绘出了平面示意图。对这些研究成果，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令福评价道，“刘先生首次明确了秦都咸阳城的范围，绘制了量化地图，其后中外学者皆引用他的观点和地图。” 1979年，刘庆柱又开始了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为了研究栎阳城对秦都咸阳和汉长安城的影响，刘庆柱在那里做了两年田野调查。“那时的工作强度相当大，一年的工作量与现在的三年相当。工作条件也很艰苦，常常要在烈日下工作。有一年炎热的七八月份，在田野作业时，田地里的玉米叶子在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伴着汗水，伤口像撒了盐一样难受。” 然而，艰苦的条件没能阻挡刘庆柱的脚步。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田间或山路，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以充沛的精力和干劲投入田野考古工作中。 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刘庆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考古一线度过的，每年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艰辛的工作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都城考古重在折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习惯走技术路线，研究者常常停留于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或是把城市形制和布局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忽视了深层探索。 刘庆柱通过古代都城这个历史缩影，探索它所折射出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从更深层面探索历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汉长安城遗址是一个学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领域异常庞大的考古学课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庆柱开始参加并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为了能更加深入地研究汉长安城，刘庆柱先后对城郭形制、宫城等主要建筑、市场居民区、后妃宫殿进行了发掘。 刘庆柱说，这种工作程序，体现了由“宏观”到“微观”、由“面”到“点”的思路。都城考古的“面”，就是指要从宏观上解决都城的位置、环境、城市布局形制等。而都城考古的“点”则是指“微观”的研究，也就是对具体的、有典型意义的发掘对象的研究。只有“点”和“面”结合，才能使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 他举例称，在研究微观的、有典型意义的发掘对象时，可以通过研究古都的宫殿、宗庙等“政治性”建筑的形制与布局，来了解不同朝代的政治历史地位。如先秦时代，宫殿、宗庙同时位于都城的宫城之内；而到秦汉以后，其都城的宗庙却移出宫城，位于宫城之外的“南郊”，形成了“大朝正殿”的“独尊”地位。“这种宗庙与宫殿在都城的位置变化，就反映了代表血缘政治的宗庙与代表地缘政治的宫殿社会政治地位的重大变化。” 及时整理考古资料 “考古发掘与田野资料的整理同步进行，这是夏鼐先生在考古所培育出来的传统。我在参加田野发掘工作时，常常白天发掘，晚上写记录，工歇时则整理资料，编写简报或报告。”刘庆柱说。 田野考古报告资料的积压，是当前学界的一个通病。很多考古学家花了几十年时间进行田野考古，却迟迟未能整理报告，这是巨大的学术浪费。 刘庆柱一直非常重视考古发掘报告的及时整理。他的《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汉长安城桂宫》等大型考古报告都是在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就出版了，大大方便了学界同仁的研究。 刘庆柱还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先后发表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再好的遗址，再好的发掘，如果资料不能及时、客观、准确地公之于众，一切就等于零。”刘庆柱表示，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及时整理和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发掘者如果不能及时、客观、准确地整理发掘资料，学术损失将是难以挽回的。这是做学问必须承担的责任。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应只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还要担负起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