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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当中，为外国人所熟知的人屈指可数，陈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以“元帅外长”、“诗人外长”闻名于世。 毛泽东“布子”，陈毅踌躇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部长一职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但他的政务活动过于繁忙，他这个人又举轻若重，事必躬亲，劳心、劳力、劳神。大约四年过后，毛泽东同志为减其负，萌生出“外交换帅”的念头，并暗中“布子”，将其锁定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毅身上。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心目中，陈毅人才难得，政治上强，既有战略头脑，又有外交才华。l954年秋天，陈毅从上海市长的岗位上被调到北京任副总理，他预感到将要接任外交部长一职。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副总理的分量明显加重，由他兼任外长，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陈毅并没有立即挑起这副重担，这里面事出有因。当年他在西藏考察时，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返京后不久，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一次电影招待会上，陈毅突然晕倒。之后，他便向中央告假，疗养了一年。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才开始兼任外长一职。 面对毛泽东亲自点将，一向心胸坦荡的陈毅曾一度忐忑不安。他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对能否挑起、挑好外交这副重担，心里没底。一是因为，作为新中国首任外长的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被公认为全世界罕见的外交全才、奇才，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二是因为，陈毅深知自己有一个好感情用事的毛病，觉得这种不良习性对一个外长来说是致命的，担心会因此“砸锅”，误了党和国家的大事。 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坦荡荡地推辞说：“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对夫人张茜，他说得就更直：“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陈毅在中国外长这一岗位上名义上工作了十三四年，直至l972年辞世。但是，在“文革”开始后，他就逐渐被非法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在只有七八年的“有效工作时间”内，这位元帅外长，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周总理一样叱咤风云，为新中国外交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他所预期的第一种结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人们更多看到陈毅外长“立马横刀”那刚性的一面，但他的才气、文采、风趣、人情味，他的人格魅力，也常常为知情者所称道。外交部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陈老总”。1963年8月，我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幸为他当过俄语翻译，还有机会在许多场合零距离目睹了这位元帅外长的风采。如今，40多年过去了，敬爱的陈老总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铁骨铮铮的元帅外长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提出，请陈老总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当时，陈毅正在外地，得知主席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紧张地准备起来。 陈毅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外交部翻译处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语种都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进行同声翻译，领导让我也到“前方”去体验和学习。 那一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答问时，陈老总讲到了十五六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他几乎都是即兴讲，时而阔论世界大势，时而推挡刁钻的问题。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足见他对国际大势、国别关系与中国对外政策之精通。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陈老总的话音一落，在场的所有中国人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振奋之情。老元帅在“一切都报”这句老话后面特意加一个“销”字，加得实在是妙：总有一天，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虫”统统都给“报销”掉！ 2008年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的大型专题片，其中有一组回顾周恩来同志与陈毅同志兄弟、战友情深的镜头。我看着看着，没想到荧屏上出现了上述记者会的画面，而且，还对陈老总当年“一切都报销”那声怒吼刻意进行了渲染。这位老元帅是位诗人。“诗如其人”，诗人那首脍炙人口的《青松》，赞美的是中国人民“压不垮”的英勇气概，也是这位元帅诗人的自我写照。 陈老总这个记者会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涉及问题之多，答问之精彩，影响之深广，在共和国60年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我在这个记者会上听俄语高翻的同声传译，感到陈老总的骨气、陈式语言的那种“虎气”，全都给译出来了。 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我从一些介绍中国核工业发展历程的材料中了解到，还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关注核问题。1949年夏天，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时，就表现出对核问题的兴趣。有一次。毛泽东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之初出访苏联的感受时说：原子弹，美苏两家都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时，毛泽东就向他表示过对核感兴趣。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开始只愿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鉴于自己刚上台不久，尚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就答应帮助中国建一个小型实验型核反应堆。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大谈原子弹，并说，“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1957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内部斗争把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搞了下去，有求于毛泽东就更显迫切。在核武器研究方面，他主动提供了图纸、资料，甚至设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大批核专家。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显现，赫鲁晓夫于1959年夏天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核资料，一年后，又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核专家。 上面之所以扼要地回顾一下中苏之间的核关系，是因为1963年我到外交部工作之后，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陈老总同外国记者谈核问题，隐约感觉到他对某一核大国有些不满情绪。 有一次，有位记者说，有的核专家声称，世界上目前已有的原子弹，就足以毁灭地球好几遍，问陈老总对此有何看法。他答道：不只是核专家这样说，有一个人(指赫鲁晓夫)就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原子弹是厉害，但毛主席有句名言：原子弹是只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藐视它，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斗争才是最好的原子弹。 还有一次，有位记者问陈老总：中国核计划的目标是什么?他答称：这个原子弹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搞那么些有啥子用嘛!中国只搞一点点。我们穷得很，不同人家搞竞赛。至于目标嘛，我们搞原子弹，最终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要“快刀斩乱麻”，不要“钝刀子切肉” 1964年初秋的一天，陈老总突然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司领导把他请到司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俄文组。碰巧，陈老总就在靠窗我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此前，我多次见过这位开国元勋，还给他当过翻译，但坐在他身旁零距离听他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 陈老总滔滔不绝地讲了三四十分钟。他老人家对我们外事翻译的一片深情和殷切期望，都跃然“嘴”上，深深地印在我这个刚刚踏进新中国外交门槛的新兵脑海里。下面，就引述陈老总当时在我们翻译处所讲的、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几段话： ——一年365天，你们的高翻们几乎天天跟着我，是我另一张不可缺的嘴。如果没有这张嘴，我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就成了个哑巴。因此，再忙也得来看看大家，道一声辛苦，说一句感谢。 ——主席、总理把我摆在这个位子(指外交部长)上，一晃就是五六年。总理太忙，外事这一大摊，我替我这位兄长分担一点。功劳谈不上，苦劳嘛，兴许还有一小点。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外长，一直还是我们的总理。还没有解放，他早就已经是我们党的“外交部长”了。 ——你们这里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你们这些“虎”呀“龙”呀，如果给我翻得快刀斩乱麻，我就高兴。钝刀子切肉，半天切不出血来——这个最要不得! 近来，人们到处讲“又红又专”。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我常常引用“艺高人胆大”这句老话。对你们这些高翻来说，“艺高”就是你们“手里”那把“快刀”。 所谓“快刀”，其实是一把“利刀”。对诸位来说，“快刀”也好，“利刀”也罢，一要中外文底子厚，二要政策水平高，三要领会领导意图准。对啦，再加上一条：还要古文基础好。主席见外宾时，常常引用古诗词，有时还用典。《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你不往脑子里装一些，怎么给人家翻?!当然，都懂——也不现实，但一年比一年多懂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在“艺高人胆大”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胆大人艺高”。我发现，有些高翻胆子太小，一见到我就害怕。我陈某人有啥子可怕的嘛，又不会吃人!没有翻你就怕，还能发挥得好?!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支持你们的工作，你就大胆地给我翻! ——我在部里常常讲，一年365天，我天天管着你们，不管你服还是不服。但是，我想，一年下来，总得给半天时间，让大家也管管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我就坐在诸位面前，让我们来“换一下位子”，请诸位也来管管我，给我提提意见。 写到这里，我想指出，上面所引“人家‘红’讲得多，我就多讲点‘专”’那句话，陈老总是有感而发，话中有话。我清楚地记得，l962年春天，他在广州的一个座谈会上，面对知识界人士当时所受极“左”思潮的压抑，发表了一篇三万余言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当时，陈毅向在座的知识界人士“掏心窝子”，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的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针对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不敢说话这种反常状况，陈老总动情地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这个后来被打成“大毒草”的“爆炸性”讲话，激起了全场60多次雷鸣般的掌声。 我是l956年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的。在校学习七年(本科和翻译班)期间，陈老总时不时地单独到我们外院，或者到北京西、北郊十大院校(联合)作报告。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听陈老总作报告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每次话匣子一打开，少于一个上午或下午是关不上的，而且都是即席，桌面上连一张小纸片也没有。大家最爱听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作报告。那种场面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人几乎屏着呼吸在听，简直是一种享受。陈老总那宽阔的视野、人木三分的见解、坦荡的胸怀、独特的幽默、不可复制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印象。 “不憋不成才” 有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为蒙中建交纪念Et举行招待会，陈毅作为主宾应邀出席。陈老总先与各国驻华使节交谈，外交部四大语种——英、法、西、阿语的译员和我跟在他后面，需要时上前当当翻译。 事先，陈老总交代说，在招待会上，外交部准备的讲话稿他就不读了，视情况只随便讲几句。在蒙古临时代办致词后，陈毅对在场的宾客们说，最近公开讲话比较多，现在没有多少新话可讲了，只向蒙古朋友们讲几句祝贺的话。可是，陈老总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当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在升级，他的话题是围绕着越战展开的。他越讲越具体，什么越南丛林中瘴气之大，猛蛇之毒，恶蚊之大，咬几口就能咬死人……一连讲了四五十分钟，还丝毫没有打住的意思。 当时担任口译工作的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蒙古族青年，他的蒙汉两种语言都很好，一开始翻译得挺顺的。但随着陈老总话题的具体化，可以看得出来，他越翻译心里越发毛。头上冷汗直冒，翻译起来往往丢三落四，有时甚至站在那里发愣。 陈老总见状提高嗓门说：“偌大的一个外交部，难道就没有更好一些的蒙文翻译!?”时任苏欧司专员的戈更夫(蒙古族)连声答道：“有!有!有!”并立即向摆着话筒的地方赶。陈老总冲他摆了摆手，摇着头说：“不用有劳你的大驾了!还是让他继续给我翻。老话说：‘不憋不成才’，年轻人嘛，就得让他憋一憋。憋上十次八次就好啦。让他舒舒服服的，他一辈子也成不了才!” 说到给陈老总当翻译，我不由得想起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高翻们“集体卡壳”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在记者会上，陈毅谈到日本北方四岛时，把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的名称一一列了出来。当时，我与记者们坐在一起，戴着耳机听俄语同声传译。当陈老总说完这四个岛名后，俄语传译就一下子断了。我立即把同声传译器的选择语道按钮逐一快速拨到英、法、西、阿四条语道，结果发现这四条语道一个个也哑了。原来，五大语种的高翻们全都蒙了，弄不清这几个岛的外语究竟该怎么说，又不好根据汉语的发音瞎拼一通。 外交部翻译处的领导对这次“事故”很重视，让各语种把四个岛的中外文名称对照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并要求大家随身带上，得便时就拿出来看看、背背。我还把一张北方四岛的地图粗线条地画了下来，并附上四岛的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尽管后来在E1笔译实践中，在与外国人交谈时，再也没有机会碰到这几个岛名。但其俄文名称及概况，4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最后一次巨大贡献 如上所述，陈毅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但在1969年，这位元帅外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乃至为对内方略的改变，作出了最后一次巨大的贡献。 这一年的3月，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林彪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慎重计，毛泽东委托早已“靠边站”的陈老总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从3月1日至l0月8日，在七个多月时间内，四位老帅开了24次会。 陈老总和另外三位老帅不为一片打声所左右，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四位老帅提出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开展外交工作的具体设想，写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在座谈中，陈老总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还主张“用非常规手段”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l971年春天，毛泽东真的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正是它撬开了中美之间紧闭的大门。当时已重病缠身的陈老总，得知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后非常高兴。 陈老总和另外三位老帅经过深思熟虑所提出的观点与设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林彪等在“战”“和”问题上的干扰，最终被毛泽东所采纳。为毛泽东后来调整对内大政方针以及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纵横捭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摘编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