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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 陈云是个有心人，他在长征中亲自带部队，也亲自参与了一些战役的指挥，在此过程中，他总结了红军作战经验，在对红军军事行动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这篇文章，围绕着红军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着重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注意的组织群众的问题。陈云在文章中提出了红军作战必须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他指出：能否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过去中央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游击队与群众联系薄弱。要在川西北和四川全省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地方党和游击队必须做到：（一）细心了解每一个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不能笼统地提反对苛捐杂税、抽丁等，要具体提出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二）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统一战线内部党的领导权。在群众运动开始阶段，有些流氓、富农甚至破落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确的知识分子会混进运动中来。对任何投机分子的参加都不惧怕、不拒绝，把有些斗争组织成更大范围并掌握在我们领导之下。（三）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根据群众政治觉悟程度，灵活选择斗争的组织形式。可以先组织群众性的抗捐军，然后从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组织红军游击队。（四）对游击队领导干部加以培养和教育，使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各种才能。另外游击队内部党支部的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的坚决勇敢，处事以身作则，与战斗员同甘共苦，是使游击队坚强巩固的必要条件。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途中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后收入《陈云文选》。 承担特殊使命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红军长征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长征途中，中共中央考虑，还是要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配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就考虑派谁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比较合适。周恩来向中央推荐了陈云，于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底3月初做出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去上海设法寻找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恢复党的地下工作，让潘汉年先行一步，去上海打听上海的地下党还有没有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接受命令后，在遵义会议后即动身去上海。因陈云工作担子很重，一时走不了，要后行一步，潘汉年到上海后，在那里等待陈云。 当红军在4月下旬接近昆明时，中央准备让陈云混入昆明城中，然后从那里去上海，但陈云在昆明城附近试了几次，均未混入昆明城，只好重新折回长征队伍，等待机会。5月，红军进入泸定城，陈云经过白区去上海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决定陈云正式启程，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 对于陈云去上海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他先让陈云经过一段准备和交待工作的时期，然后安排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席懋昭送陈云出四川去上海，在敌人层层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让陈云顺利出四川，周恩来特意释放了一个从没有见过陈云的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让他与陈云、席懋昭在路上“巧遇”，然后好结伴而行，利用这个国民党教育局长的关系，掩护陈云。经过一段交待工作和准备的时间，陈云于6月上中旬在天全县灵关殿村与中央红军有关部门、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安排他出四川去上海的席懋昭见面。由于陈云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让国民党军队发现，于是，他就扮作来四川做生意的商人，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出川的，而席懋昭则扮成川军的军需人员。他们从灵关殿出发后，果然按照周恩来的预想，与那个国民党教育局长“巧遇”，那位国民党教育局长自愿为陈云和席懋昭带路，与陈云、席懋昭结伴而行。由于有这位国民党教育局长带路，他们顺利到达成都，持刘伯承的亲笔信，住在刘伯承的一位好友家里，经刘伯承这位好友的安排，陈云等顺利到达重庆，又持刘伯承的亲笔信住在刘伯承的弟弟家里，经刘伯承弟弟的安排，于6月下旬乘轮船前往上海。 从那时起，陈云没有再参加后来的长征，但他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陈云此后仍全力宣传长征。他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在法国《全民月刊》上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后来收入《陈云文选》。 （作者系中央文献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