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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它需要汲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来丰富自己，从相关学科得到治史的借鉴。 八十五岁高龄的蔡美彪先生至今保持着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近日，记者在近代史所的办公室里拜访到了他。 1《中华史纲》与《中国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蔡先生好，今年您共有三部著作问世，《学林旧事》、《辽金元史考索》和《中华史纲》，《中华史纲》更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您能否谈谈对这三部著作的感想？ 蔡美彪：您提到的这三部书，都算不得“著作”。《学林旧事》是我历年所写的述评文字和纪念文字，涵盖了我六十多年来的见闻与经历，其中涉及二十多位学术界前辈和一些集体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学习历程的记录而非掌故汇编。《辽金元史考索》是我写作的有关论文的选编，前后六十多年，只在这一领域写了这么一点东西，结集出版，不免惭愧。我在“前言”中说，“倘若其中某些文稿还值得有兴趣的朋友翻一翻，就不算白费事了”。《中华史纲》是我近年写作的小书，是提供给广大读者浏览的通俗读物，也不能算学术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太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您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有人说《中华史纲》是《中国通史》的简写本，但更多的人认为是“升华本”，您认为这部著作有何创新？ 蔡美彪：感谢您提供给我这个信息。看来读者中有些误解，需要做些说明。十卷本《中国通史》和续编两卷在2007年出齐。次年出版了十二卷合装本，近四百万字。应人民出版社的邀约，我和几位编者编写了一本约五十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简本。简本的框架和论点均不作改动，内容只简不增，是严格的简编本。这部书题为《简本中国通史》，在《中华史纲》完稿前已经交稿，尚未出书。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遵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出版简史的提议，委托我编写，限定二十几万字。编写的宗旨是供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概况。已出的十二卷本当然是重要的参考，个别章节也还不免因袭。但就总体来说，这是按照我的思路新编的一本小书，书名题为《中华史纲》，与《简本中国通史》不是一回事。 承问“这部著作有何创新”。这部小书不是学术著作，旨在传播历史知识，遵循三个“基本”，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依据基本史料、叙述基本事实。作者的任务是把纷繁复杂的史实分别取舍，梳理出条理，便于读者阅读。所以说，这是一本普及型的小书，不是创新型的专著，书中对某些问题也做过自己的解释。例如“中华民族”，我没有沿用通行辞书作为词语释为“总称”的释义，而是作为实体名词释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书中没做论证，这样说行不行，还有待读者和专家的指正。 2 编书苦甘：与崔瑞德“同病相怜”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分感谢您对《中华史纲》的说明，我们也期待着《简本中国通史》的出版。听闻作为《中国通史》主编的您在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会见了《剑桥中国史》的主编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一称对方为“大将军”，一称对方为“大元帅”，成为一时佳话。您能否谈谈这两部巨著各自的特点？ 蔡美彪：您说的这事，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1985年秋，我去美国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会见了《剑桥中国史》的主编英籍教授崔瑞德。他和我年龄相仿，只差一两岁，又都在主编中国通史，因而一见如故，无拘束地畅谈编书的经验。您说的“大将军”、“大元帅”之类的话，我以前还没有听说过，大概是国外朋友开玩笑。我倒是还记着他说过一句英语：“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医院里。”大概就是说“同病相怜”。 剑桥出版社的这部书1966年开始组织编写，序言中说“目的是为西方读历史的人提供一部基础性的中国史”。原计划编写六卷，后扩展为十五卷。主编由费正清和崔瑞德两人署名。实际上费正清只主编近现代两卷，十几卷的古代史都由隋唐史专家崔瑞德负责。他自己编写若干章节，还要负担庞大的组织工作。这部书的组织办法是，每卷分出若干章，每章由一位著者编写。著者分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各自独立写作，写好稿子送给主编处理。可以想见，出自众多作者的稿件必然是观点不同、详略不同、有长有短。主编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崔瑞德对我说起他工作中的甘苦：“别人不了解我，你能了解我。”原来“住一个医院”也就是这个意思。我问他估计什么时候全书可以出齐，他风趣地说，大概得活到一百岁吧！他解释说，这部书完成一卷出一卷，第一卷总是写不出来，因为你们不断有考古新发现，赶也赶不上。后来事实证明，他说的是真心实话。几年后，他终于下决心放弃第一卷先秦部分的编写，申明“出于无奈，《剑桥中国史》从秦汉开始”。虽然困难重重，依然坚持不懈。上世纪末，我在国内看到新出版中译本的元代部分，总共不满三十万字，而明代部分却超过一百万字。我又从中看到了主编的“无奈”。一位香港学者说“这不像一部书”。我倒认为这可以说是别一种体裁，是论文集式的通史。分布在各国各地的作者多是研究有素的专家，各写一章像是各写一篇论文，不受拘束，可以独立发挥。就读者来说，也可以较方便地了解各位作者的研究成果。但就全书而论，作为一部基础性中国史，还有相当的差距。看来，多作者论文集式的体裁，便于专题检索，不适于整体通读，有优点也有缺点。 当年我和崔瑞德会见时，他已为此书奋斗了二十年，以后又工作了十多年。一位英国学者为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不惜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艰苦奋斗，始终其事，是令人钦佩的。 3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 《中国社会科学报》：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么多关于《剑桥中国史》的“幕后故事”。您曾长期随同范文澜先生工作，您觉得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治史生涯有何影响？ 蔡美彪：范文澜同志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了。学术界和报刊杂志不断有人邀我介绍他的治学情况。我已经写了不少，其中一部分收入您提到的《学林旧事》一书中，不需要再多说了。 说到他在治学方面对我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我想了一下，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神似貌似”说。他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即学习精神实质和观点、方法，不要“貌似”，拘守概念，抄袭词句作装饰。他曾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他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他平生著作，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都在实践着不求貌似求神似的信念，形成自己的学风和文风。对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影响。 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索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它们的本质与客观发展规律。这就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问题，求得新认知。倘使只是重复已知的结论或者只是引用历史事例去论证某个既定的原理，历史研究工作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指示了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但不可能对具体的历史问题都提供现成的答案。 第二点是人所共知的“冷板凳”说，专心治学，不求闻达。范老躬行实践，七十岁得病休养前，每天早上自己端着茶杯走到办公室埋头著述，天天如此。平时尽量辞谢外务，把时间用在治学上。他的言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在近代史所坐“冷板凳”算来已有六十年，倘若天假以年，还得坐下去。“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4 蒙元史研究群花并艳 人才辈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蒙元史的大家，是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在这一领域有重大影响，您能否谈谈当今蒙元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 蔡美彪：蒙元史研究是蒙古民族史和元朝断代史的交叉重叠，具有自己的特点。民国初年，出版过《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多种新编的纪传体元史，沿袭传统的编纂方法。尔后转而注意域外史料和西方史学，以考据为主。新中国成立前夕，知名专家屈指可数，被视为“冷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蒙元史研究取得重大发展，成绩显著。基本史料《元史》点校本出版后，中华书局又在组织修订准备出新版。蒙文音译的《元朝秘史》完成蒙文还原本和新译本，最近又出版了综合多种版本的校勘本。《元典章》点校重刊，是重大的创举。浙江出版的《元朝史料丛刊》，编印多种少见的元代文献，颇有助于元朝制度的研究。前人想看而不容易看到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都已有汉文译本出版，满足了需求。此外，有好多种元人文集经过学者精心校注，并且完成了《全元文》总集。学者撰著的综合性著述和专题著述也不断有新著问世，群花并艳。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每次开会都有大量论文提交，会后编印文集出版，题为《元史论丛》。其他学术期刊历年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 总的说来，经过六十多年主要是近三十年的努力，蒙元史研究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两个月前，中国元史研究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开会，到会近百人。历年培养的优秀博士、硕士已是蒙元史研究的骨干，并且还在培养新的人才。令人欣慰的是，和我们这一代相比，他们当中不少人能掌握更多的语种，熟练运用英、法、德、日、俄语的大有人在。蒙文、藏文、波斯文，也都有不少精通的专家。多语种的掌握，使得史料利用的范围大为扩展，也使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每一两年就能看到一两篇功力深厚的学位论文，令人高兴。展望未来，我满怀信心，相信蒙元史研究定会人才辈出，一代胜过一代。 5对青年学者的几点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前辈学者，您对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蔡美彪：首先，科学研究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一个多年所不曾有过的安定的政治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是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为我们从事科研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人们持续不断、专心致志的刻苦钻研，一个课题的完成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所以，自觉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良好条件以发展我们的科研工作，今后仍是我们争取更大成绩的首要前提。 其次，认真读书，建立坚实、广阔的研究基础。对于青年学者来说，花时间打基础尤为重要。现在的学校教育体制重在听课，而不在读书，教师念讲义，学生记笔记。据说有人直到读完大学都从来没有系统地读过任何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地读过古代的或近代的基础性学术著述，而只是读过一些文选之类的零散片段。这种情况对于从事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来先天的缺欠。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仍然是提高我们研究水平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它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更完整更科学的体系足以代替。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它需要汲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来丰富自己，从相关学科得到治史的借鉴。但是，如果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想从西方寻找一种改变一切的灵丹妙药，那便是严重的误解了。 再次，循序渐进。科学研究有它自己的规律，适应这个规律，循序渐进，看来好像较慢，其实才能更快更高。违反这个规律，看来似乎是快，其实并不能获得真才实学。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记得五十年代初期，老一辈科学家经常告诫青年不要急于求成，使我们这一代人受益匪浅。由此想到，我们现在对于青年学者的考察，也需要有深入全面的了解。总的来说，应该着重于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不在于过多地强调成果的数量。否则会助长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甚至会滋长不良学风，从而导致科研水平的降低。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后，要坐得住“冷板凳”，抵制诱惑。我坚信，那些善于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利诱的有志青年，必能甘于冷漠、不避艰苦，坚持不懈地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辉煌成就。 6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百家争鸣的《历史研究》编辑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报》：谢谢您以自己的治学经历给我们提出的教诲。《历史研究》创办以来，得到您和许多前辈学者的支持，您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您对《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有何期待？ 蔡美彪：1953年初冬，在范文澜同志的住处，听到几位历史学家商谈出版《历史研究》的事。过了不久，《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东厢房的一间小屋里成立了。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创刊问世，不觉已过了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来，《历史研究》经过曲折的道路，不仅已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为国内外公认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学专门刊物，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历史研究》从创刊之日起，就把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作为自己的编辑方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依靠科学的新成果，也还借助于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吸收。《历史研究》从创刊之日起，即在认真执行“百家争鸣”的政策。据说，“百家争鸣”最初就是毛泽东为创办《历史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尔后才发展为党对整个学术文化工作的总政策。我在《历史研究》创刊三十五周年致辞中曾说：“（《历史研究》）坚持执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编辑方针，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有此两条，即已取得可观的成就。” 中国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史的研究需要与外国交流，但不必处处向外国看齐，而要有自己的特点，从研究方法到表述形式都应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历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旗帜与阵地正承担着这一责任和历史任务。2014年，《历史研究》将迎来创刊六十周年，我期待它为中国历史学登上更高峰作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秀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