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多年来，任继愈先生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都诲人不倦，待人热忱。北大哲学系五0级学生欧阳中石先生称赞任继愈先生“是一个真正有君子之风的人”。
    任继愈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身在行武，但是喜欢读书，家中文化气氛很浓。任继愈四岁起入私塾识字，后转读新式学校。中学时代，他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1934年，18岁的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据任继愈回忆：“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个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学术信仰坚定，任继愈的大学生活是刻苦而又快乐的，他回忆说：“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课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哲学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活着就更难’，这句我印象很深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当时的任继愈正上大三，随校南移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时年21岁的任继愈也报名参加了这次“旅行”。这次被称为“小长征”的旅行经历六十余天，全程三千多里，虽然一路上风餐露宿，着实辛苦，但对于血气方刚的任继愈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是一路故事一路景、一路笑声一路歌。
    1938年，随校南迁的任继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次年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和贺麟，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
    1952年，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再加上清华及南北各大学文理两科的加盟，北大群英荟萃。1956年，任继愈被评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和他的山东同乡季羡林同时入党。同年起，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第一次招生，任继愈先生就招了17位学生，为的是尽快培养出新中国的哲学人才。
    任继愈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哲学。从50年代起，任继愈把佛教哲学研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连续发表了几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任继愈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任继愈的评价很高，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佛教史方面的研究。
    任继愈先生的另一方面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哲学史领域。自60年代起，任继愈先生担任主编，集合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个单位的十几位学者，共同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第一、二卷初版于1962年，第三卷初版于1964年，第四卷初版于1979年，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是1949年以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代表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多年来，任继愈先生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都诲人不倦，待人热忱。北大哲学系五○级学生欧阳中石先生称赞任继愈先生“是一个真正有君子之风的人”。五四级的杜继文先生回忆说：“他（任继愈）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先生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都十分关心，为学生批改论文，都要逐字逐句，细到纠正标点错误。有的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每每拿出自己的稿费给予必要的资助。任继愈先生的门下弟子，也都在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方面学有所成，不少人成为这些领域的一流学者。
    任继愈先生曾在《竹影集》中撰文概括他心目中北大的特点——“老”与“大”。他认为，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弘，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很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北大教师的整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经历了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解放后新校风的形成。
    （本文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北大哲学系1952年》）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