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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殷周时期若干文化记忆，历来被看成中国帝王的治国教科书。春秋时期，执事卿大夫阶层对于《尚书》的传播、阐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左传》和《国语》所涉春秋时代人物对于《尚书》的征引状况，马士远先生在其所著《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做了详细统计。在《左传》所记二百五十六年的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四十一人称引《书》或篇名五十三次，《左传》作者引“君子曰”“仲尼曰”等称引《书》者十六次，《左传》作者本人叙述称引《书》一次，总计称引七十一次。这些引用的具体称谓是：《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夏训》《虞人之箴》《盘庚之诰》《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志》《前志》《故志》《周志》《太誓》《大誓》《郑书》《周文王之法》《康诰》《先王之命》《誓命》“命书曰”“仲虺有言曰”“史佚有言曰”“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等二十五种。在《国语》所载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十四人称引《书》或《书》篇名二十五次。这些称引的具体称谓是：《书》《尚书》《夏令》《先王之令》《盘庚》《志》《大誓》《汤誓》《周制》《夏令》《先王之教》“西方之《书》”“史佚有言曰”“武丁作书曰”等。此时虽然出现了为《尚书》篇章命名的现象，但尚处于起始阶段，题目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古《尚书》已在秦代散佚，后来版本屡经辑佚、补充，内容上已与古本大有出入了。 在这些引文中，除作者直接引用外，征引者几乎全属执政卿大夫阶层。《左传》所涉及人物太多，这里只按国别列举人数较集中者。晋籍人物十六人：卜偃、臼季、中行桓子、羊舌职、韩厥、范文子、郤缺、师旷、祁奚、随武子、魏绛、狼瞫、臾骈、叔向、叔游、子皮；鲁籍人物九人：孔子、季文子、大史里克、鲁庄公、武仲、惠伯、子臧、穆叔、鲁大史；卫籍人物四人：北宫文子、大叔文子、子鱼、宁瀛；周籍人物三人：周单襄公、苌弘、王子朝；楚籍人物三人：无宇、子干、申公巫臣。《国语》所记载春秋史实中，计有十四人引用《尚书》二十五次。周籍引《书》者凡七人，即内史过、富辰、单襄公、单穆公、太子晋、史伯、伶州鸠；晋籍人物引《书》者三人，为知伯国、知襄子、叔向；楚籍人物引《书》凡三人，为左史倚相、白公、楚昭王；齐籍人物引《书》为一人，为重耳之妻姜氏。 执政卿大夫不仅能随口说出《尚书》中的章句，而且还能结合语境对内容加以恰当诠释，说明他们对其文字章句和精神内涵都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左传》和《国语》对《尚书》的引用和阐释表明，春秋时的执政卿大夫们倡导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一种礼文化，就像后来孔子所总结的，要“据于德”而“立于礼”，才能即完善个人人格，又使得天下大治。核心内容是强调“德政”，强调如何提高当政者的道德品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