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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襄十四》载，师旷引用《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句，说的是执木铎者到民间征集诗歌以了解民情，警示为政者要了解他们疾苦，然后做出对策。《襄卅一》记录穆叔说：“《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太誓》之文见于今传梅本古文的《泰誓上》。这句话实际上多次被引用，也点出了春秋时代的主要政治理想，那就是“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首先认为政者能否施政以“礼”，关乎王朝兴衰。《成八》载韩厥和晋侯交谈，引用《周书》中“‘不敢侮鳏寡’的说法，说明当政者不论对象为何人，都应该保持公正立场，要不偏不倚。《庄八》中鲁庄公曰：“《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此处引文见于梅本古文《大禹谟》篇，“禹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两者文字略有出入，意思是皋陶勉力种树德行，德行具备，他人自来降服，这里是强调要对百姓播撒恩德。《昭廿四》载苌弘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通过殷周对比，指出王朝兴衰取决于是否具有德行。其次，为政者并不把天命看成恒常之物，而认为它会随道德的变化而更易。《僖五》中认为一切事情“惟德是依”，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做例证，进而指出有德之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维护。《成十六》载：晋入楚军，三日榖。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礼记·大学》对这段引文做出了非常好的解释，该书认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德的优劣决定命运的好坏，强调统治者私人品质的重要性。从《国语》引《尚书》章句可以看出，它所倡导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与《左传》如出一辙。在那里，为政者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国语上》引《汤誓》：“吾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同一部分还引《盘庚》“邦之臧，维汝众；邦之不臧，维予一人又佚罚。”意思大致相同。 由于反复征引，《尚书》所体现的各种文化主张、政治谋略、法治观念乃至军事思想，多被执政卿大夫阶层吸收融汇，深入地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时期的执政卿大夫们通过对《尚书》的学习、引用和阐释，继承和发扬了三代以来形成的以德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导精神方向固定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在这些执政卿大夫所创造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孔子及其后继者的儒家“仁政”观念才得以形成；而法家、兵家等若干文化流派，也多受惠于这种围绕着《尚书》学所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战国时期以“士”为主体所开创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众多的精神基因也来自春秋时期执事卿大夫所开创的包括“《尚书》学”在内的大量文化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