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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我读研究生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继走了四位老师，他们是王思治、李文海、马汝珩、罗明。在心痛之余，往日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以及关爱之情也不由得萦绕心间，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怀念。 那是1981年7月，我以《清代理藩院初探》为题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王思治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我虽然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但是走进会场以后，还是有些紧张。王老师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情绪，便以亲切的口吻嘱咐我说：不要紧张，我们就是开一个小讨论会，你怎么想就怎么回答。短短的几句话，顿时解除了我的不安。在答辩过程中，王老师还不时地或点头表示满意，或插话说“再想想”。至今我还记得王老师提的一个问题是：清代理藩院大臣参与军事活动，是理藩院的职掌决定的呢，还是理藩院大臣本身身份决定的？这个提问使我认识到，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力求全面，尽可能地避免片面性。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答辩，最后王老师进行了总结，他表示我的毕业论文在以往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有较大推进，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当然，答辩也顺利通过。 1983年夏的一天，在清史所的大院中，王老师看见了我，让我到他家里去。坐下后，王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如实地做了汇报。他拿出一本书送给我看，那是一本由王老师主编的中华书局新出的《清代人物传稿》，打开还有油墨香呢。王老师对我说：“写几篇人物传吧，就写你熟悉的边疆人物。”在王老师的关照下，我为《清代人物传稿》写了六篇人物传，获得了同行的好评。 今天，我当年的毕业论文还在，《清代人物传稿》一书也还在，而王老师却走了，我感到分外的悲痛。 李文海老师曾给我们辅导怎样写毕业论文。至今我还记得李老师的话，他说：选好题目是成功的一半；选题不宜太窄，没有多少钻研余地，不好；选题也不宜太泛，题目大，容易说抽象的话。选题应当考虑到几个因素：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材料，有没有继续做的必要。此外，选题要和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所占有的资料、所具备的能力结合起来。尤其应当强调的是，选题要考虑到在系列性研究中不断深入。这些话，成为我一生研究工作的指针。1989年，当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出版送给李老师的时候，当时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询问我今后的计划，给了我热情的鼓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每年我都应邀参加李老师博士生的答辩。这是李老师对我的关爱，也是我向李老师再学习的机会。不仅如此，李老师还在具体问题上关注着我的成长。2013年3月初，我因为要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出版资助，电话联系李老师，是否有时间给我写推荐意见。李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要求我尽快把书稿和相关材料转交给他。3月底，李老师亲笔填好的推荐意见表转回到我手中。要知道，当时李老师担负着繁重的国家清史工程的工作，身体还有病，这使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之情。5月18日，我参加李老师博士生的答辩会，休息时，李老师介绍了《聊斋志异》一书中所描绘的官场百态的情况。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仍孜孜不倦地治学，这种进取精神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感动。答辩会结束后，我握着李老师的手，祝他身体健康，多保重。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成了我和李老师的永别。 今天，李老师的推荐意见表还在，而李老师却已远行，并且不再回来，这使我唏嘘不已。 马汝珩老师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他为人善良、正直，治学勤奋、严谨。记得1979年夏的一天，我去马老师家中，看见他正在翻译一篇日语文章，是关于托忒学的。他满头是汗，左手拿一块毛巾，右手握笔，一边擦汗，一边书写。看见老师这个样子，我说：“这么热的天气，您还不休息？”马老师回答：“没有时间休息呀，人家正急着等这篇翻译稿呢。”此情此景，我深为感动。以后我勤奋治学，正是马老师言传身教的结果。 在马老师家中的北墙上，有一幅大照片，那是马老师荣获全国先进民族工作者称号后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拍照的。马老师是少数民族，非常注意国内外的民族问题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努力维护民族团结。他曾对我说：“你以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特别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说明民族团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于马老师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并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中特别注意的一个原则。 马老师不仅自己指导我研究，而且还联系所内外的专家，对我给予指导。他亲自联系过白寿彝先生，得到同意后，告诉我白先生的住址，让我去登门求教，以解决我不熟悉的“回律”问题。他支持我向翁独健先生请教“蒙古律”问题，向商鸿逵、许大龄等先生请教清史和蒙古史领域的有关问题。雨果说过：“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胸怀。”马老师就是一个有广阔胸怀的人 1981年从清史所毕业后，我跟随马老师，多次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从中更体会到了浓浓的师生情。而今，马老师也走了，我感到格外的惆怅。 罗明老师曾任清史所副所长。1978年我们刚入学不久，一天晚上，罗老师来到了我们宿舍，刚巧宿舍就我一个人。他问我大学时的老师是谁，我回答后，他说：这些老师都是很有成绩的，你要向他们学习。罗老师还说：你们这么大年纪了，住集体宿舍还习惯吗？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所里提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和罗老师接触，他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8年秋，全国第一次边疆史地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我作为代表，还参加了大会的服务工作。一天上午，罗老师打来电话，正好是我接的。他表示很诧异，问：“你怎么在这儿？”我向罗老师解释后，他非常高兴地说：他们（指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人手少，你帮他们多做些事情。罗老师还问我向会议提供了什么论文，会议来了多少人，等等。看得出，罗老师对全国首届边疆史地会议非常关心，这反映了他的学术情怀。 2002年底，国家清史工程启动，罗老师参加了传纪组的工作，清史所的第一届研究生也大都承担了不同的工作。其间，我曾经多次和罗老师电话联系，询问他的一个研究生为什么没有承担清史工程的项目，希望罗老师帮助给于安排。罗老师非常热情地回答说，当年培养你们就是要参加撰修清史的，表示要帮助那个同学安排项目，还嘱咐我一定要做好委托的课题。 今天，罗老师的谆谆教诲仍留在我心间，而罗老师却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使我十分地伤感。 什么是对逝去老师们的最好怀念呢？我想，除了记住他们之外，应当是不辜负老师们在学术上的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