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治（1929—2012）四川自贡人，著名历史学家。1949年，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1952年，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徐中舒、缪钺、蒙文通等学者。1953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主要著作有《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康熙大帝》等。
    【核心提示】在近些年的工作中，我虽已与做学问的工作渐行渐远，但先生做人、做学问的优秀品质，熔炼传授的精神与文化，将永远指引我今后的工作与生活。
    我的导师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他对学生因材施教、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关怀备至的慈父般情怀，却永远留在学生心里。
    因材施教的良师
    我跟先生很有缘，我们都是四川自贡人，都出自四川大学历史系。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的时候开始拜读先生的著作，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也被他翔实谙熟地运用史料、严密的逻辑思维、深邃独到的视角、宏观把握历史脉络的学术风格所吸引。后来，我如愿成为了先生的博士生。先生对于我是导师，更是恩人。
    先生一直对我的学业很有信心。我入学后第一次到他家，本想应该是第一次上课，并听取他对我博士生期间专业学习课程的安排，没有想到他给我讲了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打牢基础、勤于思考。先生告诫我：除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学习、查阅原始资料上，并要求我每两个星期到他家交流一次，谈谈看了些什么书、查了哪方面的资料、发现和思考了哪些问题。先生言，“天道酬勤”，“厚植基础”，针对思考比较成熟、准备比较充分的学术问题要敢于写出来，专业成绩的高低取决于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不要迷信权威。先生引用韩愈《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典故，对我讲，“我们既是师生关系，也是学术同仁，不要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在我指导你的学术活动中，我对你提的意见，你都可以反驳，但不能是无根据的反驳”。先生说，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历史研究应言必有据，“孤证不立”。学生应该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不要总是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要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勇气。
    第三，关于博士论文题目确立的问题。先生建议我在硕士论文《清代州县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清代地方政府（省、府、州县）的司法职能研究”。先生教育我：做学问要站位高、视野广，不能拘泥于一家之长，应博众家之长，尊师也要重道，重道便能得道，处处留心是学问。
    得益于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培养方法，我度过了简约而不简单、充实而富有成效的三年博士学习生活。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撰写出版《中国小通史——清朝》，翻译出版《转机与契机——面对危机时代的挑战》，28万字的博士论文《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被东方史学文库评审通过，资助出版。
    做人、做学问的楷模
    先生一生的经历很简单，从1953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2012年3月13日去世，近60个年头，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先生除了担任学术职务外，没有担任过党务、行政等职务。他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教书、育人和做学问，堪称一位纯粹的教师、学者。
    一个人要做到一辈子教书、育人和做学问，而且达到一流的水准，看似简单平凡，其实是需要相当的定力和扎实功底的。先生性格耿直，敢于直抒己见，发表不同意见，讲真话、讲实话，从不做趋炎附势、墙头草随风倒的事。做人坦坦荡荡，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样的性格虽也曾给他带来一些不便和烦恼，但更多的是得到了学术同仁的美誉和学生的尊重。
    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党性、组织观念都很强。他对我在博士生期间担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非常关心和支持，更告诫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更有责任心，敢于担当，要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
    先生认为：教书必须育人，育人得育人者先有本事，有本事就是要做好学问。所以，他很讲究教书的方法，很用心去育人，很用功去做学问。他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知名历史学家，是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回到恢复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将研究重点转向清代历史。这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他不仅敢转，而且转得很成功，很快就完成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关于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确立了清史研究领域的基本认识。从此，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如泉涌一般不断涌现。
    1999年底，年满70岁的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的心、他的兴趣仍然在学问上，后又返聘回学校带了两年博士生，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工作，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前一天，还在书房伏案耕耘未竟的学问。
    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和以前积累的资料做了几年学问，而且将历史学研究拓展到政治学研究领域，申报成功两个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对此，先生感到非常欣慰，并邀我参加他主编的《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编撰工作，完成了三章13万字撰写任务，实现了我与恩师合作做学问的夙愿。
    在近些年的工作中，我虽已与做学问的工作渐行渐远，但先生做人、做学问的优秀品质，熔炼传授的精神与文化，将永远指引我今后的工作与生活。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