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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吕斯的代表作是厚厚的七大册《古物集》(Recueil d'Aniiquites，1752-1767)。《古物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涉猎范围广，他细致研究了他本人及朋友们收藏的古埃及、埃特鲁斯坎、希腊、罗马和古代高卢的文物；其次，《古物集》配了数千幅珍贵的插图。卡吕斯在研究物品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释，其中他对艺术的见解就很精到，他认为艺术“呈现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画面；从它们当中至少可以推演一些有关历史、统治者的性格，以及政府体制演变的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若非事实性的证据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候这个民族的性格可以从艺术品的数量、品味或野蛮加以估量”(23)。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 意大利人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也是马比永的忠实追随者。他曾做过摩德纳的图书馆馆员和堂区神父。他编订了《意大利史料集成》(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1723-1738)，这是关于500—1500年间意大利历史的重要史料汇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后，穆拉托里又撰写了《中世纪意大利古物集》(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Milan，1738-1742)，这部著作分75个专题探讨了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的诸多方面，是18世纪古物学研究的杰作。另外，穆拉托里还编撰了《意大利编年史》(Annali d 'italia，1744)，这是500—1400年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梗概。(24)从总体上看，穆拉托里的《意大利编年史》未能克服编年史形式内在的分散性，未能把材料整合为一个贯通的情节。(25)表面上看，穆拉托里关注的是与现实无涉的意大利中古史，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关怀，他希望对意大利历史的总体性研究来捍卫“意大利意识”(Italianità)。在其编订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的序言里，穆拉托里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我们只认识当意大利处于光辉和胜利时期的历史，而对意大利处于失败和外族统治的历史漠不关心，这是无知和蛮横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忘恩负义。不论意大利处于胜利或失败，意大利依旧是我们的母亲。承认他们对意大利(不论是在光辉或在灾难的岁月)的义务是意大利的后裔们不可推卸的责任。”(26) 稍晚时候，意大利艺术家和古物学家焦瓦尼·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1720-1778)则细致地描绘罗马的古物，醉心于绘制并出版罗马建筑物的景观版画，这在当时欧洲的有教养的游客当中颇受欢迎。作为古物学家，他主要研究古罗马的建筑，并把他的研究心得融入他的《罗马的古代》(Antichità Romane，1756)之中。(27)作为古物学家，皮拉内西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捍卫古罗马人在建筑领域的成就。1758年，法国学者于连-大卫·勒胡瓦(Julien-David LeRoy，1728-1803)出版了《希腊最美丽建筑的废墟》(Les plus beaux monuments delaGrece，1758)，该书宣扬希腊建筑优于罗马建筑。皮拉内西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出版了《论罗马建筑的壮丽》(Della Magnificenza ed architettura de’Romani，1761)与勒胡瓦展开笔战，驳斥其论断。显然，皮拉内西的学术研究中蕴含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在这一点上，他和穆拉托里是一致的。皮拉内西积极地研究古罗马的建筑遗存，旨在让人们形成“美好的品味”(buon gusto)，即古典审美品味，并产生“新的古代建筑”。不过，他并不赞成食古不化，而是主张把古典的审美品味与个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一个希望赢得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家，不应当满足于忠实地抄袭古人，而是应当通过研习他们的作品，让自己表现为一个善于发明和创造的天才。通过审慎地把希腊的、托斯卡纳的和埃及的(元素)结合起来，他应当为自己找寻新的装饰和新的方式开辟一条道路。”(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