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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与“疑古派”对诸子文献的辨伪有关。古籍辨伪，确实是“读书第一要义”。客观上说来，“疑古派”为我们深入认识先秦两汉诸子思想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但其造成的学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分“疑古”，造成了研究者面对诸子文献时往往产生首鼠两端、无所适从的心理。同一则材料，诸子记载各有不同。“疑古派”往往通过史源学的对比分析，力图“去伪存真”，从中选择一个看似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真说”，其他的则被视作“伪说”。这种做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造成了很大的研究困境：中国古代很多被认定为“伪”的文献，会被轻率地“切割”出去，并使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所有文献记载产生怀疑，进而造成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基石的抽离；严重一点，还会使研究者做出中国古代学术典籍“文本不可靠”的判断，从而对华夏文明的根源与传统造成戕害。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如果考虑到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考虑到华夏文明与中国学术具有内在的“学统”、“文脉”的话，这种“去伪存真”就存在很大问题。道理很简单，先秦两汉诸子文献具有“公共资源性”特征，各书材料之间存在雷同或差异，都是常事。诸子百家对同一则材料记载的“差异性”，不能简单以谁是谁非来衡量，而要考虑到不同学派在同一场合或相同学派在不同场合材料表述的差异性。结合秦汉诸子学术传统的认识，我们或者可以对“疑古派”的一些说法进行重新审视。 通过《孔丛子》的文献价值与秦汉子书学术传统的研究，我们充分认识到，汉代诸子之所以想努力创建属于自身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是因为他们具有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同时对自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发展具有清醒认识与深刻思考。他们试图在继承先秦学术“旧传统”基础上，创造属于汉代社会的学术精品，从而构建汉家王朝的文化精神与学术“新传统”。当时一系列以“新”为名的著作，如《新语》、《新书》、《新序》、《新论》等，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可以说，秦汉诸子提出的“言古”与“合今”、“述远”与“考近”，就体现了他们对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的认识与做法，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创新、学术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丛子》的文献价值与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