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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突出“透物见人”理念。考古学是“人学”，是研究与“人”相关的科学，离开人，考古学没有任何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三大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变化。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自此在中国学术界成为显学。刘庆柱，便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 考古学要解决历史深层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定位考古学？ 刘庆柱：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为考古学。然而，考古学与“金石学”、“古器物学”在学科理论、方法和“终极目的”方面均不同。现在学术界和普通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往往停留于鉴宝阶段，肤浅地将考古学视为一门鉴定东西的学问，比较多地关注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时候的以及值多少钱。实际上，考古学并不止于鉴定东西，鉴定只是第一步。考古学上的鉴定，是要突破传统文献的局限，从古人留存的最原始材料中找到解密历史真实的钥匙。而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时代又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事物离开时空都毫无意义。从长远看，考古学更应关注鉴定背后的事物。 在考古学家眼中，对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鉴定”，就是对其“时空”的研究，这是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所有的研究起点都要有支撑，亦即站在哪里看事物。用现在的知识去认识过去，这是认识论基础。换句话说，要从已知到未知，不能从假设到假设。判断、解析任何一个考古发现，必须建立在已有的认识之上，这个认识必然来源于实践。因此，我认为，搞考古学的人必须要对现代社会有所了解，否则将很难认识古代社会。比如我做汉唐考古，虽然是“向后看”，但我是站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向后看。 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讲究起点问题。一般来说，时空距离越久远，人类认识的宽度越大，离得越近则认识越清楚，那么怎样才能对久远的东西认识清楚呢？这就是方法论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古代都城，首先关注的是其城墙分布，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是都城“空间”的重要物化载体。但我更关心的，是都城里面的宫殿、宗庙等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布局。宫殿、宗庙等“政治性”建筑的形制与布局，实际是其政治历史地位的反映；从某种角度来看，还与当时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直接相关。从先秦时代都城之中的宫殿与宗庙的“并列”，到秦汉时代及以后的以皇帝的“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反映了古代历史从先秦时代的“王国”发展到秦汉及其以后的“帝国”时代，“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要解决历史深层次的问题。它不是鉴定、欣赏、把玩，也不是显示个人自我修养、身份地位和闲情逸致的东西。真正的考古发现的遗存，其“价值”体现在遗存自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等方面，不能单纯地以“好坏”、“美丑”、“值多少钱”去衡量。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碳化农作物与陶片遗存等，可能不会有多少“收藏家”青睐与收藏，但它对考古学来说却很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类历史的重大科学研究课题，解决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何关系？ 刘庆柱：考古学和历史学就像双轮车的两轮，前者从近代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而来，后者更悠久。两者任务是一样的，都是研究人类历史，只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主要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存研究历史，历史学的主要研究资料来自历史文献。 “透物见人”理念在考古学中日益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目前考古学研究趋势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刘庆柱：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突出“透物见人”理念。考古学是“人学”，是研究与“人”相关的科学，离开人，考古学没有任何意义。 考古学中的重大学术课题，目前来看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等最为重要。这些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均与人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密切相关，考古学在探索、研究上述重大学术课题方面，具有特殊的学科优势。比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环境史”的研究谈得很多，似乎这是个新的学术亮点，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展了“环境考古”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环境考古”研究不是仅仅探索古代环境变化，而是更深层次地探索“环境”变化对人类及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无处不在，即使诸如古代文明起源（国家形成）这样的历史问题研究，离开对当时特定环境的研究与认识，也难以获得“真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考古学为主、多学科结合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是“国家”的出现、形成问题，就经典作家关于古代文明的论述来看，国家出现是其具体标志。国家因为有了“政府”而出现，前国家时期是“无政府”时代，也就是摩尔根、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自然出现“政府”的国家就成为“文明时代”。国家出现、形成的原因，现在学术界说法很多，诸如“战争论”、“管理论”、“内部冲突论”、“人口增加论”、“环境限制论”、“贫富分化论”、“生业分工论”等。我认为，世界上各个地区的环境不同决定了“文化”各异，因此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就中国而言，“战争论”、“管理论”可能在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及国家出现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问题研究有利于学科价值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民族的形成始于两千多年前。考古学发现如何支撑这一观点？ 刘庆柱：“中华民族”是个“国族”。我们分两个阶段来分析这个问题，秦汉至隋唐时代为第一阶段，宋辽金元至明清时代为第二阶段。 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包括了秦帝国之内的各个民族。秦汉王朝标志着帝国时代的开始与王国时代的结束。作为中华民族的空间领域，西汉王朝中期的国家已经是西至塔什干，东至东海，东北至“乐浪四郡”（朝鲜半岛中部），南至交趾（今越南中部），北至东北地区与内蒙古一带。上述空间范围，大体与近代中国空间地域相近。在此范围内形成了“汉文化”，它的主要内涵是：文化上的汉字，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儒术”，宗法社会传统，生业上“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社会经济管理上的“货币官铸”、“盐铁官营”，政治上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及其律令制、郡县制的统治，宗教信仰上的其后于东汉、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道教与“汉译佛经”的佛教。“汉文化”很快扩及东北亚、东南亚东北部，隋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已经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的宋辽金元明清时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空间领域与人群基本构成。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辽、金、元、清的统治者，他们使用“汉字”、尊崇“儒家学说”、推行“律令制”、信仰道教和佛教等，继承了秦汉时代形成、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代进一步发展的“汉文化”。考古调查发现的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都城遗址，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庆陵、北京房山的金代帝陵、清东陵和清西陵等帝王墓葬，从这些最能集中代表、反映统治集团文化礼仪、意识形态的物化遗存来看，说明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辽、金、元、清王朝统治者，他们的“民族主体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辽、金、元、清王朝统治者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使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全面形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古都北京在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奠定了其由中古时代至今的核心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对中华民族核心文化的不断认同过程？ 刘庆柱：中国有很多民族。许多少数民族就是因为其祖先认同了中华民族核心文化，先认同，再融合，再壮大。考古学要研究民族问题，这样从人的角度去研究，学科价值就会提升及体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上述判断，已经不是狭窄的考古学定位，而是大考古学的定位了。 刘庆柱：是的，做学问不能走死胡同。所有的学科发展都是因为社会需要，一旦不需要了，学科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学科发展必须挖掘其能够服务社会的部分，这个挖掘的过程就是学科发展的过程，就是造福社会的过程。结合实际，研究人员不能太清高，要沾“地气儿”。无论从事哪门学科，无论有多少经济收益，甚至你的工作可能对人类的影响微乎其微，也要努力去做。这就好比中药，虽然见效慢但也有效，毕竟基础学科的“副作用”小。 坚持考古学的科学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期以来，关于帝王陵是否应该马上或尽快进行发掘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歇，对此您有何看法？ 刘庆柱：一座帝王陵墓就是一个时期的历史缩影。历史由人组成，历史中的政治家是社会的精英，他们中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保存历史要保存正面，也要保存反面。人类有求知欲可以理解，但这个求知欲要对人类自身负责，要对人类历史负责，一旦挖出来保护不了，就会对人类知识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坏，对知识载体造成破坏。因此我认为，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不应该去发掘陵墓，尤其是帝王陵。陵墓里面的东西一旦发掘，微环境变了，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就会被破坏。而且我认为，既然这些东西已经在里面埋了几百年、上千年，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再发掘问题也不会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您认为应该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诸如帝王陵墓这类文化遗产？ 刘庆柱：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加速度的。整个20世纪的科技发展是人类200万年发展的总和，而20世纪最后10年的发展则是20世纪前90年的总和。我以为，应耐下心来相信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有阶段性，坚持考古学的科学性是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地反对文物考古工作中的各式各样“挖宝”思想与做法。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些人在鼓吹发掘帝王陵墓，美其名曰为了发挥历史文物的社会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实际上是想以此“推动”所谓经济发展。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保护为代价。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但是“硬道理”是以“人”为本位的。“人”不能只停留于物质生产、满足于物质要求，“人”及其形成的“民族”和“国家”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根本原因是其历史文化，文物、文化遗产是其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是不可再生的。保护、延续这些载体是必须的，对文物、文化遗产的“利用”，只能是在保护的前提之下。当前，我们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同时，我也不同意近年来有些人将考古发掘说成是破坏文物或使文物被破坏。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作为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与考古学基础的田野考古，必将受到严重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也将会给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多年来的科学实践告诉我们，若没有田野考古的科学工作积累，现有的地下史前时代聚落遗址及墓地、历史时期都城遗址及陵墓区，以及其他相关各种各样的地下遗存，对我们来说都将是未知数，更谈不上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田野考古实践也证明，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以很小的考古发掘面积揭示出一个“大遗址”的存在时代、空间范围、文化内涵，从而使其保护成为可能、变为现实。 考古学方法论的进步决定学科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考古学的未来发展？ 刘庆柱：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考古学方法论的进步。新世纪考古学方法论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因为这种“应用”过程就是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多样化的过程。 在新世纪，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与以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为基础的年代学整合问题，需要特别给予重视。在分子生物学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中，关于“人”与“人”的“社会性”研究的突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以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水文考古等推动的“环境考古”研究，不仅填补、深化了长期以来的环境史研究，并且可望为现代环境科学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科学支撑。此外，各种新的科技手段在遗物成分研究上的应用，为探索人及其文化的交流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责任编辑：李秀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