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初显法治意识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 《商鞅徙木立信论》联系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 该文立论的大概意思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有益于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竭力去维护它、执行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充实、修改、完善它。这样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使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好人也会变坏。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进而论说道：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该文从头至尾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8岁的中学生有这样不凡的见解，很不容易。 国文老师柳潜阅卷后分外高兴，在作文四周写下了7条赞语：“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顶”；“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柳潜评语的意思是：毛泽东这篇作文，能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结合历史典故，以新闻记者的手笔进行评述，目光远大，议论有力；字字“精理名言”，句句“积理宏富”，很有说服力；有法律知识，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境界；“逆折而入”，有写作技巧；“议论潇洒”，文字豪放、活泼、醒目，令人深思，百感交集。 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他从毛泽东的作文根基、思想、抱负，预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之器”，预测毛泽东将是一位有大出息的人。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还提到柳潜，“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注：应是《御批通鉴辑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询问当年湖南高等学堂校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定一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地叹道：“可惜了。我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