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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今日，怎么还有人在以阴暗的心情，诅咒着时代的潮流，明明是在新中国晴朗的春天里，却说什么“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明明是陈先生拒绝党和人民亲切的呼唤，他们却赞颂那种所谓“壁立千仞、屹然不动，不以时俗为转移，始终保持着独立之精神”。这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哪还有一点对于陈先生的尊重！如果泉下有知，我想陈先生也不会同意这些人对他的这种“表扬式”的“嘲弄”。 现在有些人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其实这个观点也不是陈先生的个人创造，从我国古代的“士大夫”到外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主张的。这个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如果是面对敌对势力的压制，面对错误谬论的喧嚣，当然应当这样做；我们必须坚持真理，挺身做人。但是，如果由于时代前进，自己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已经落伍之时，那就不应当拒绝他人的批评帮助，再去标榜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是应当虚心学习，转变立场。有人爱嘲笑别人“趋时”，其实孔子本人就是个“圣之时者也”，而且正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最值得尊敬。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对真理服输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更加难能可贵。即使主张“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最有力之人，如陈先生自己，也不能不承认时代的影响，只是他要坚持他的旧知识分子立场罢了。陈先生当年强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主要是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其一，在王国维先生投昆明湖自杀之时，其二，在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盛情邀请他北上之时。陈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强调这个观点都是不适宜的。不必说他拒绝北上，不学马列；即使是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投湖，也不应当用这种观点为之辩护和美化——无论如何，王先生的成就和精神，不是在于他的“投湖”，而是在于他能够运用先进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选择自杀是王先生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乃贤者之玷。如果王先生当年能够改造和改变一下自己，跳出他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坚定地活下来，适应新时代、新需要，相信他会为中国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陈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结果也终归难以成功。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崇拜陈先生的这一缺陷，陶醉在他的思想局限里，而必须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去看待一切。 奉劝那些颠倒了立场和价值观的人，赶快再颠倒过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