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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 张文强 2013年12月21日，中国蒙古学学会年度颁奖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会上颁发了第二届中国蒙古学奖，蔡美彪先生获得了这一奖项。近日，记者对蔡先生作了专题采访。 记者：您获得了中国蒙古学学会颁发的中国蒙古学奖，能谈谈您的获奖感受吗？ 蔡美彪：十分感谢中国蒙古学学会授予我中国蒙古学奖。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学术奖金。一般学术奖金要由个人申请，自报工作价值。我自知工作粗疏，没有多少价值，所以不敢申请。几十年来，还从没有拿过学术奖金。这回，中国蒙古学奖不由个人申请，而由评委投票评选。直到开会颁奖前几天，我才接到电话通知。事出意外，深感评委诸君对我的厚爱，也深知贡献无多，受之有愧。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蒙古学奖”这一奖项？ 蔡美彪：中国蒙古学奖的设置是很有意义的，意义不只在于对获奖者的奖励，更是显示对蒙古学研究的重视与倡导，对研究者的鼓励与期待，对促进蒙古学的发展繁荣，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您的蒙古史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为什么对蒙古史研究情有独钟？ 蔡美彪：我开始学习和研究蒙元史是1947年到1948年，当时我在南开大学选修“《元朝秘史》研究”专题课。我在课外写了一篇文章《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蒙古史专家翁独健先生当时主编天津《益世报》史地副刊，1948年，他用了两期的篇幅连载了我这篇习作，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蒙古史的文稿。此后，我还发表过几篇与蒙古史有关的辽、金、元方面的文章。1949年大学毕业后，我即考入北京大学史学部做研究生，攻读蒙元史专业，有机会在北大东方语言系学点蒙文。1950年夏，我参加燕京、清华、北大3校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考察团，调查当地民族的历史语言。大草原一望无际，呼伦湖碧波荡漾，天覆地载，令人心醉。此后几十年间，我多次到内蒙古各地访问，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内蒙古和蒙古学结下情缘。 记者：蒙古史研究，是史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您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能向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蒙古史研究成果吗？ 蔡美彪：说来惭愧，我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回顾我几十年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选辑蒙元时代蒙汉文碑刻资料酌加考释。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1959年出版的与罗常培先生合编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2004年出版修订本）和201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一些专题探索，从成吉思汗、马可波罗到明代蒙古，内容很分散，不成系统，都已收入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辽金元史考索》一书中。近年来，我国的蒙元史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许多同行专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我都自愧不如。我说这次领奖“受之有愧”，不是一般的客套话，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真心实话。 记者：目前，我国蒙古史学术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怎么样？您对新一代蒙古史研究者有什么希望？ 蔡美彪：蒙古史学是一门国际性学问，需要利用多种文字文献，涉及许多地区，历来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我国自清朝末年开始注意西北史地研究，不断有新著问世。但直到建国之初，蒙古史研究者还是寥寥可数。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蒙古史研究状况大为改观。古文献的整理，外域史籍的翻译、综合性专著和专题著述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且人才辈出。过去蒙古史研究着重在蒙元时期，近年来明清和近代史的研究也不断扩展，成就显著。从总体上说，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已居于世界的前列。我期望年轻一代的朋友们，继承前人刻苦奉献的精神，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推动蒙古学研究事业发展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