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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存在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甚至将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称为“汉学主义”；一种是完全跟随西方汉学家研究，对其研究成果缺乏必要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他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这种研究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开放的态度下与域外汉学界展开对话；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域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同时，对当代的域外中国研究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近日，张西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阐释了他对海外中国学的批判性思考。  实事求是对待西方汉学著述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海外汉学界的成果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重视。海外汉学虽然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但其来源于异质文化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它往往给我们带来新奇感，甚至颠覆性认知。但同样也因为它的研究主体外在于中国，是不是决定了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会存在诸多纰漏？ 张西平：实事求是说，西方汉学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过去我们对西方汉学比较陌生，研究不够，今后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还应继续加强。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出现常识和知识错误是常见的，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学术精神予以指出。 这个问题在传教士汉学中表现比较突出，许多来华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汉学研究训练，即便经过若干年了解了一些中国情况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郭实腊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书，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十分常见。即便是像理雅各这样传教士中的汉学佼佼者，在知识上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理雅各在翻译《诗经》时，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翻译成“王子”，把“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专业汉学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张西平：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当代专业汉学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会出现常识性错误。例如，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何伟亚，用以表彰其《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学术成就，但美国汉学家周锡瑞认为该书中有相当多常识性翻译错误，“huangdi”（皇帝）被写成“黄帝”、“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一视同仁”被写成“一视同人”。 再比如，柯蔚南是西方汉学界中国语言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他的著作都由西方著名汉学机构出版，但在内容上仍有缺漏、错误。对此，中国学者虞万里先生在《国际汉学》上发表长篇论文，对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一书中的若干问题逐一做了订补。随着中国学术界对汉学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对中国学者来说如雷贯耳的大汉学家在翻译上也存在知识性差误，在研究中也存在知识性缺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年周锡瑞指出何伟亚文章的“硬伤”时，也有西方学者为何伟亚辩护，称周锡瑞过于苛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西方汉学著作的错误呢？ 张西平：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即便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差误，中国学者在母语环境中尚且如此，西方汉学家出现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知识性差误可以视而不见，中国学者理应从学术角度予以实事求是的批评。 尽管各国的汉学家们在知识的解释和理解上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就知识本身而言，它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转述和记载。对于这一部分，中国学者有责任展开批评，要看到其贡献，也要指出其不足。中国学者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当西方汉学家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他们就应该接受中国学者的质疑和拷问。这是汉学家们必须做好的准备。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在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时说，将汉学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时就好比孩子教祖母如何煮鸡蛋那样可笑，这里就表现出他对中国学术界的尊重和谨慎的学术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