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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西方汉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由于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外国人，决定了它本质上更属于西学的一支。而汉学在中国大规模系统引进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要大于主流西学，因为它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这容易使我们被别人的问题意识覆盖，陷入西方的话语场中无法自拔。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西平：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不仅仅要纠正西方汉学家知识的差误、认识的缺漏，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汉学家中国研究的一些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晚清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自然发展进程被西方列强强行打断。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就开始面临重大危机，随着西学传入，新学堂建立，在中国传统知识和西学知识两种体系和学术传统的交织中，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处于下风。此时西方汉学随着西学进入中国的知识视野。中国对西学的最终接受是表现在对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模式的接受。西学作为外学只是工具，但当其运用到我们自身文化的分析时，它才由外而入内。可以说，这个由外而入内的转换是西方汉学完成的。近代国学的产生与西方汉学有内在关联。 这实际是一个历史悖论，学习西方获得新知；但我们又必须清醒意识到，由于中国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从梳理西方汉学的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是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效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是一个宏大的题目。请您具体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从与西方汉学的对话入手呢？ 张西平：近年来，美国汉学界常用后现代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构架和中国历史材料之间很难融合。我举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叙述的例子。西方史学界在后现代史学的支配和影响下，开始解构启蒙以来的国家民族观念。这也辐射到西方汉学研究当中。例如，印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从后现代史学出发，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启蒙史观下构筑的中国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是，中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因此，要真正研究历史，就必须消解民族国家这个虚构的概念，重新书写历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是杜赞奇的理论来源。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是从欧洲历史出发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近代以后，随着宗教改革和民族语言的产生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疆域与文化的疆域并不统一。然而，这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杜赞奇用安德森那种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是有问题的。 我很高兴读到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他对杜赞奇这套说法保持了高度警惕。葛兆光说：“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看小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只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 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西方汉学家在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总是容易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而对中国在文明形态和发展历史上与欧美文化历史有较大差别注意不够。当然，西方汉学与我们有差异是非常自然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域外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感谢汉学家们，他们的研究推动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和汉学家展开对话，对这种异域学问进行跨文化的理解，在学术上展开严肃的对话和批评。对西方汉学崇拜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汉学家的对话中如何使其加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张西平：在一些汉学家眼中，中国是一个断裂的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但只存在于博物馆中；当代中国快速崛起、经济高度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难以产生亲近感。其实，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自然延续，当代中国的成就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文化的合理性。中国是一个有着超长文化历史的国家，一个有着超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超大疆域的大国，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比从单纯的知识论上把握中国更难。汉学家们应常来中国看看，与中国学术界展开对话与交流，加深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