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的精神”是个大命题，陈寅恪先生评价王国维的治学乃秉承了“独立之精神”。笔者认为，这是学术精神的第一要义。 “独立之精神”，意味着精神独立，不为外物所役。这里的“外物”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真正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用精神的食粮代替物质，不会因为屈从于物质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因为他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是经严密的逻辑推演而得致的，从而使其对这一套演绎方法和结论具有坚定的信念。正因为有此坚定的信念，他不会为五斗米而改变自己的立场。二是外界的思潮和流变。如果说不役于物质只是思想独立的一种浅层体现，那么更难做到的是不受其他思潮和流变的影响，敢于坚持己见。当年，凯恩斯用“需求创造供给”的惊世之说，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奉行的供给决定论。虽不合于时，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终于在“大萧条”下的美国发挥其功用，挽狂澜于既倒。我们抛开他的观点暂且不论，就他的这份坚持来说，就是不役于外物，是学术“独立之精神”的体现。反过来，如果功利心太重，在学问圈子里遇事讨巧，左右逢源，以“相时而动”之心治学，以甜言蜜语去巴结人，即便获得一时的好处，终究会为人所唾弃。所以司马光说，“君子寡欲，不役于物，可直道而行”。 “独立之精神”，也意味着思想可以驰骋。人的行为固有辖制，不可任意东西，才有规矩方圆，这自是受了孔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影响。而思想则不然，所以庄子把列子的御风而行视为至高境界，谓之“泠然善也”。进一步说，古人说形而下者为术，形而上者为道。如若是前者，“形而下”意为有形，则无须有思想；但要成后者，“形而上”意为无形，无形之物，则思想必可以驰骋，否则在禁闭的状态下，人的欲求就会膨胀，精神的独立则无从谈起。 学术精神的第二要义是质疑和创新。首先，质疑是学术发扬之前提。笛卡尔以怀疑论之精神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说自己怀疑一切，而怀疑本身是他唯一确定之事。康德正因为秉持着怀疑的精神，将哲学的研究对象由本体论转为方法论，完成了哲学研究的一大转变，成为了哲学界的哥白尼。而马克思的学说，在笔者看来是社会科学史上最富批判性的学说，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形态内在的矛盾，以剩余价值来批判资本家所创造的利润。在学术界中，此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无论何种学科，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那么必定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 其次，创新是学术精神之必然体现。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否认将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本身的重大作用，然而没有学术所进行的思想创新的引导，文明的发展自将成为无本之木。当然，创新又是以质疑为前提。伟大的创见，自当来源于怀疑的学术精神。而创新又是质疑的发展结果，是学术精神得以发扬的具体体现。所以梁任公曾言，“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真可谓一语道破。 学术精神的第三要义是坚持。学问之道，贵在坚持，自古莫不如是。孔子厄陈蔡而作《春秋》，左丘失明而成《国语》，孙膑膑脚而著《兵法》……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不必赘述。没有了坚持，没有了困境中的坚韧，再聪慧之人，也难以做出真的学问，不过徒成仲永之伤而已。而坚持既有身体上的，又有精神上的。说到前者，古人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便是真切的描摹。而说到后者，又让我想起顾颉刚先生。他曾痛苦于自己生计的艰窘，感叹物质的匮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然而他虽“穷困到了极端，卖稿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过几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持，一种知识分子对学问的坚持。其实，放眼来说，坚持又何止是学术的精神？毛泽东对自己的井冈山斗争经历评价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革命精神也罢，学术精神也罢，就这一点而言，是相通的。 最后，学术精神需要有大关怀。王国维先生说，学问分两种，即一世之学问与万世之学问。有了大关怀，不孜孜于苟且，才有可能做万世之学问。倘若没有了大关怀，就可能拜物于金钱，迷恋于权位，贪图于小利，莫说做不了一世的学问，哪怕连半世的学问也做不了。退一步说，即便只安于做一世之学问，也要抱定做万世学问的大关怀，否则也可能禁不住外界的诱惑而违背学问的精神。所以古人才会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进一步，这种大关怀，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思想和真理的大关怀。陶渊明正因有着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超验关怀，绝然辞官而去，可谓文因志而生，终以文而名垂青史。维特根斯坦置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于不顾，因为他认为他所思考的语言哲学的真谛，比区区教职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对学术的大关怀，陶渊明或许是一个生活舒适却碌碌平庸的地方官，而维特根斯坦或许是受人尊敬却籍籍无名的剑桥教授。另一种是对“人”的大关怀。韩愈以“道济天下之溺”为己任，不平则鸣，成就其名；杜甫则以“安得广厦千万间”情怀为世人所传颂。这是知识分子对民瘼的忧劳和民生的关怀，是学术精神所倡的大关怀。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