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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文本与经典的生成 郭晨光 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实质是一场由宗教仪式到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变革,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对群体和普通民众进行训诫和启示,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范式。 西周的礼乐文献来源于宗教仪式,也产生了最初的文本形态。有关宗教仪式与西周文献的创制关系,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宗教仪式为礼乐文献提供合法性依据。其次,宗教文献为礼乐文献示范了生成范式。”(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可谓一语中的。今就此两点,略谈宗教仪式对文本的生成、形态的影响。 礼仪文本的生成 大量的知识只能存储在人类的记忆中,即文字、文本的先行形式,由此宗教文献成为人类早期的文化记忆。在早期社会中,文化记忆拥有专职的职业承载者,比如巫史等宗教人员或受过较高教育的贵族子弟、官员,相应地,他们因掌握这种知识和“记忆术”而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在群体中享有尊崇的地位。(《“记忆作为‘术’和‘力’”》,载[德]阿莱达·阿斯曼著《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为了保证仪式的准确,对记忆力要求极高的职业素养使他们需要对文字本身进行精准传承,这就形成了仪式知识的严格规范性和定型性。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这类人群的讲述记忆。同时,要想以稳定形式保存、传递知识和记忆,必须借助非日常的神圣节日对群体进行展演,如借助酒食、竞赛、舞蹈、服饰、音乐、诗歌、图像等,文字文本被植入这些仪式活动之中。仪式的展演促成了文本形式、图象的出现。例如,咒语早期通过口传形式流传,其语言形态区别于日常口语。还有民间歌谣大多产生于宗教性活动,“这些歌谣是在传统的诗歌主题上创作的,而这些主题又起源于人们的即兴创作歌谣的集会中。在古代农民共同举行的季节节庆过程中,青年男女在竞赛中互相挑战,轮流演唱,歌谣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法]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详、张宏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宗教仪式中灌注理性精神,对普通民众进行训诫和启示,这就形成了礼乐文献的最基本姿态。若想做到这点,就必须依赖于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在定型的、庆典式的节日定期重复曾经安排好的秩序,保证知识的固定传承、展示和再现,才能对群体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起指导作用。 当文化记忆、知识开始为仪式服务时,仪式就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在仪式的过程中,知识得到重复展现,人们的关注点从原本的仪式也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知识的诠释上。仪式的宗教功能削弱了,以训诫、教化为目的的文献被凸显出来。这种转移从文化角度说,即开启了从仪式的一致性向文本的一致性的过渡。 从仪式的一致性到文本的一致性 宗教仪式的准确性、权威性特征首先为文本提供了一套庄严、规范的形式(即“秩序”),使得后者必须忠于前者。通过不可更改的仪式来规范群体的行为,使其遵循规定。这种对规定的遵循,表现在文献传承过程中,即抄本(二手文献)与原本(一手文献)意义诠释和文本形式上都要保持一致。这些在早期的文学经典中十分常见,如《诗经》《周易》的核心部分,保存在《尚书》中被认为是周初天子所作的韵语演说,有些被解释为指示仪式舞蹈表演步骤的戏剧脚本和舞台指导。这些文本均以规范化的书写方式保留下来,而且以这种书写形式流传至今。 与此同时,仪式性增强的特点,如夸张的表演和展示,也使得文本相应地追求语言设计、表达和美学范式。这些也反映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对仪式程序的详尽描述中。比如,官员册命铭文为仪式程序提供了一套标准叙述。帝王向被册命者颁布“命”,并“赐”给他职位、荣誉标识。写在竹简上的“命”,在大声宣读后,交给被册命者。仪式完成后,“命”成为铸有被册命者姓名的青铜器铭文的基础文本。这种铭文一般较长,首先是被册命者陈述先祖和自己的功绩,然后是王室的册命,通常以“王允曰”,甚至“曰”开始,表明仪式的口头表演性质,而王室演说,则以一种标准化的格式写成。最后则由公式化的、多为押韵的祷辞组成——器主请求祖先赐福。在这里,近似重复的一致性成为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也形成了文化内部的基本结构。人们借助仪式来赢得连续、一致性,最终也导致了经典和传统的出现。早期的传世文本也是通过这一过程留传到我们手里。 早期史官的“中间人”立场 保持仪式、文献的主要力量,即文化记忆拥有职业承载者,在当时主要指巫史集团人员。他们为文献、知识得以传承提供了保障,所谓的“传统”、“经典”正是通过这类人群得以对接延续。 巫史集团的特殊性一方面被视为一种义务,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一种非大众的、精英阶层才能享有的权利。他们游离于王权政治之外,更多地在精神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面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权利保持相对独立。正因为这类群体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他们才能坚持仪式、文本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效力,也就形成了早期巫史人员的“中间人”立场。当宗教仪式“脱巫”之后,即道德文化兴起之际,他们成为早期的“史官”,秉承了其中的人道思想和人文精神代表的真理。同时作为记录员和抄写员,也将这种求实的职业道德应用到史书的“修旧起费”上。比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录了其父临终前的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说明史官传统的世袭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仍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也显示了精英阶层的自我良好感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