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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史研究对章太炎的意义 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97)而明史研究则是“学问”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合点。有人说，章太炎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8)这是对其明史研究特色的一个极佳注脚。这使得明史研究对章太炎具有了超出学术之外的多重意义：它是一种文化意象，代表着华夏文化的血脉；它是一种思想资源，可以从中挖掘理论武器，激发国人种族意识；它还是一种人生指导，明人的立身行事锻冶了他的个人志趣，也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人生坐标。 文化是历史在现实之中的投影，史学则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象。对于章太炎来说，明史是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研究明史则意味着对华夏文化的坚守与弘扬。这为他的种族思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章太炎指出：“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值”。这是把历史与语言、风俗一起视为国家、种族的重要文化象征。但是，“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99)古人有“国可灭，史不可灭”之说，看重的正是史学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保存功能。在国族灭亡不可挽回的情况下，历史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往往会被视为保国、保种的重要方式，遗民重史学正是出于这个缘由。清人“灭支那而毁历史”，以致“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这显然是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投身明史研究，以保华夏文化之种。历史的保存需要借助文献的保存，清人“毁历史”的手段，一方面是禁书、焚书，寓禁于修，进行文化控制；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设《明史》馆，争夺史权。章太炎对此十分痛心。他说：“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100)“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大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义》、国维《抚吴疏草》、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101)“《逸史》所载，南都、闵、浙遗事详矣。倾侧扰攘，滇粤台峤之间，两蹶名王，合围南都，庶几康、杼中兴之业，皆阙不著”。(102)清人对文献的毁灭和修史活动的控制，使章太炎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心忘旧，习为降虏”的危险，而清人对南明文献的破坏尤使他感到愤恨。所以，他才立志要修《后明史》、《明通鉴》，用心搜集被禁被毁的史书和明季文献，亲访遗民后裔，致力于保存明季遗学。可以说，明史研究对章太炎而言乃是保种之学。 “排满革命”是清末的重要社会思潮，章太炎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他的明史研究则为他的“排满”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种族光复思想。明季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皆宣扬“夷夏之辩”，力主“严夷夏之防”。章太炎深受他们的影响，“建《黄书》而为律，植攘夷以作经”，(103)宣称“吾支那之与满洲，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104)这种激愤是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态。到了晚年，章太炎回忆说：“明末满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105)他所谓儒者所倡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夷夏之辩”。 “夷夏之辩”强调的是华夏与周边各族在地域、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而章太炎独重种族，“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106)所以有人说他“专注于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107)在进行明史研究时，他一方面对明人所代表的华夏“年历冠带”表示推崇，另一方面则着力于将满洲刻画为“夷狄”，渲染其野蛮与残暴。他说：“今之满洲，明时号野人女真，烝报残杀，是其天性”，(108)“堂子妖神，非效丘之教；辨髪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09)明清易代的历史，既是满洲征服华夏的历史，也是华夏反抗满洲的历史。这段悲壮的抵抗史成 为清末革命者宣扬“排满”的绝佳历史资源，因而受到了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者们特别关注。他们通过复活文献来复活那段历史，其中《扬州十日记》、《嘉定纪略》等明季文献的整理出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章太炎指出：“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州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110)满洲人的残暴狡诈甚至超越了蒙元，他曾作诗表露情怀：“忽展埼亭集，逾惊秀楚词”，(111)“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州十日不？”(112)对清军暴行的“惊”是一种批判和控诉，对扬州十日的“忆”则是一种抗争与责任。这个“忆”，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记忆，更是社会的集体记忆。章太炎希望当时的社会大众不要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希望以此塑造大众关于明清易代的集体记忆，“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113)“扬州十日”等明季史事经过他们大力宣扬，已然成为代表清廷暴行的典型符号，也成为有效的社会动员武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种族意识和抗争意识，影响和塑造了晚清的社会舆论环境。这才是章太炎进行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可以说，章太炎为他的“排满革命”论穿上了“明史”的外衣，而这件外衣则让他的革命思想具有了更好的鼓动性和可接受性，充分显现了史论与政论结合的思想威力。 有人说，顾炎武是章太炎“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114)其实，何止一个顾炎武，对明史的研究曾在很多方面给予章太炎以人生的启示，指引他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锻冶人生志趣。 章太炎最初是从阅读明季文献、了解明季史事之中获得人生启示的。他自称：“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115)从章太炎家的藏书来看，《东华录》、《明季稗史》等均有购藏，他曾多次回忆“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116)看来，这些著述直接影响到了章太炎的思想倾向。 随着对明史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在接受明季遗民思想的同时，也欲效法他们的志节。他对顾炎武的慕效前文已述，其实章太炎的思想诉求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明遗民颇为相似，自然容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感。明清易代之后，很多明遗民不与清廷合作，殉节者如刘宗周，游走者如顾炎武，隐居著述者如黄宗羲、张岱等。章太炎为他们撰写传记，刊布诗文，以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多次表达慕效之意，甚至以不能为他们“执鞭”为憾。对于那些在清廷威逼利诱之下不能坚守遗民气节者，他则大加挞伐，痛斥他们对国族的背叛。章太炎的立身行事几乎就是一个生活于清末的“明遗民”了，这不能不说是明人给予他的人生的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章太炎对明人的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明人尤其是明遗民治学的态度与方式对他的学术与人生产生了直接影响。清初很多遗民学者不为清廷所诱，隐居向学，“制行之高洁，成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迄今弗衰”，(117)“学隐”思潮形成，或许与此有关。章太炎对这些遗民表示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处无望之世，炫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侯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118)此语道出了此时学人嗜汉学的微旨。而明遗民所选择的学问与人生结合的方式也给予他极大的启发，促使他选择了“学隐”的人生方式。(119) 无论是把明史研究视为华夏文化的意象，或者当作思想资源，抑或是作为人生指引，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史学价值观，即以学为用、学用一体。章太炎自谓“少时治经，谨守朴学”，主要遵循求是之学；后来“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120)又追求致用之学。他认为学术“趋于致用，不趋于求是，可以浮说致人；趋于求是，不趋于致用，左证有事，攻守有法，非诚说释，则不为服”，(121)所以主张“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122)不过，“求是”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他曾做过一个比喻：“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型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123)这表明他的学术取向以朴学的求真为根底，不为“致用”而“蔽真”。他虽时常借明史研究倡导种族光复，却并不因“致用”的追求而脱离史学的求真原则，所以他的明史研究皆力求客观，并无虚论。不过，他的求真并非是“为求真以求真”，而是“为用以求真”。(124)这种史学价值观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秩序变迁相关联，反映了清末民初史家与史学共同的时代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