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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是一个革故鼎新的社会大变动时代，革命家成群涌现；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学术大繁荣时代，学问家成批涌现。但合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若章太炎者，却凤毛麟角。盖革命家需要理想与激情，学问家需要底蕴与冷峻，二者很难兼得。 在67年的人生旅途中，章太炎在前三分之一时间里，走的是纯粹学问家路子，读经治学，写了一大堆自有见地的笔记。1895年以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空前的民族危机，将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出来。他从杭州来到上海，寻觅救国之路。他对维新改良做过努力，追随过康有为，联系过李鸿章，拜见过张之洞，但都归于失望。他于1900年毅然断辫易服，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此后，他义无反顾地冲锋在革命第一线上，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义，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参与发起组织光复会，主编革命喉舌《民报》。辛亥革命以后，鉴于袁世凯破坏共和，专制独裁，他又投袂而起，站到反袁第一线。辛亥以前，他多次遭到清政府通缉，被清政府与租界当局串通，关在上海监牢里三年，还曾被日本政府传讯过。辛亥以后，他又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三年。但是，他为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而勇猛奋斗的意志未减分毫，愈挫愈勇。诚如鲁迅所说：“以大勋章作扇缀，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等方面，都是创榛辟莽、自成宗派的巨人。所著《訄书》《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与《齐物论释》，至今仍是各相关学问的经典之作。他视野极其广阔，中国传统学问之外，西学、日本学、印度学，无所不窥，对于域外传入的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天文、地质、生物等学，无所不涉。他高举理性治学之大旗，一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诚如侯外庐所说，章太炎在治学方面，坚持理性精神，言文字学主发明而不坚守古人旧说，言经学主存古而非以之适今，言史学主明流变而反对大义微言之说，言中西百家之学主长短取舍，反对似是而非的傅会，言方法论主名理，反对主观妄说，凡此皆体现了理性的本质。 在章太炎那里，革命家与学问家每每是相得益彰的。他研究历史学、经学、人种学所得的结论，是他反清的思想基础。他从事反清革命的社会实践，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推动。他又十分清楚，做学问是求是，搞革命是致用，“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因此，不能屈学以致用，不能因情而蔽理。这类话，章太炎在早年、晚年多次说过。这是章太炎大智大慧的地方，也是他在两方面都能有过人业绩的内因所在。 章太炎很狂，有时近于疯，被人称为“章疯子”，但是他一点都不呆。苏报案中，他被关进西牢,以学养性，以学养身，三年牢狱，他读了三年佛经，出狱以后，成了佛学大家。章太炎以汉学起步，但并不株守汉学，对心学、佛学中有益于人生修炼的内涵恣意汲取。搞革命，做学问，常人能得其一，已可足当不朽。章太炎两者兼长，实在千古难得。（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