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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翻阅1932年第2卷第1期的《现代》杂志时,无意中在其“社中日记”栏发现郭沫若书信一封,未见于此前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中(包括《三叶草》《沫若书信集》《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樱花书简》《郭沫若书信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也不见其他研究者提及阐释,可断定为佚信。为保存史料,照录如下: 郭沫若先生本来答应给《现代》写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紫薇花》,但今天来信说已不及写了,改寄了两首诗来。诗后附着一段声明,为编辑方面便利起见,特移录在这里: 《现代》月刊要出创作专号,要我作一篇小说,并因期促的关系,叫我在十天之内就要交稿。我本想把最近所感受的一段情绪,写作一篇《紫薇花》出来,但我恐怕不能够如期交出;现在我由日记中抄出了两首诗出来塞责,我想“创作”这个字似乎是不应该限于小说的。 这两首诗并列在这儿似乎有点矛盾,但这个世界正是充满着矛盾的世界,要紧的是要解消这个矛盾。我所希望的是在《夜半》之后有《牧歌》的世界出现。 《紫薇花》呢?在最近期内能写出时,希望能在本志上和读者见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现代》杂志于1932年5月在上海创刊,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出至6卷4期(1935年5月)后,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其中《社中日记》栏大多谈的是约稿情况,在向读者诉说编者(施蛰存)是怎样约到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的同时,传达出编者的编辑思想以及当时的文坛动向。有研究者指出:施蛰存选用日记这一体裁,是为了“更清晰地建立伴侣式亲切的传媒形象”,“让人更清晰地看到编辑思路,使读者更感亲切”。 此外,在笔者看来,《现代》(不限于《现代》)中的“社中日记”“编辑座谈”等栏目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近年来学界流行的“副文本”和“文学史前史”视角进行切入研究,将会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和学术价值。 郭沫若的这封佚信就出现在“社中日记”栏中,有可能因为它是作为“一段声明”附在正文后面,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信的内容比较简单,因为“《现代》月刊要出创作专号”,编辑施蛰存之前曾写信向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约稿,郭沫若也答应十天之内写一篇名为《紫薇花》的小说出来给《现代》发表。后来郭沫若不能如期交稿,就另外选了两首诗来代替,并写了这封信向施蛰存说明缘由。郭沫若在信里说到创作“不应该限于小说”,这体现了他较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不局限于小说的创作。 事实上,郭沫若的一生创作丰富,擅长各种体裁;与小说相比,其诗歌、戏剧等方面的创作成就似乎更为突出。郭沫若从日记上抄下来的两首《夜半》与《牧歌》就发表在2卷1期的《现代》上,正如作者所说:“这两首诗并列在这儿似乎有点矛盾。”它们一个是“狂暴的寒风怒号”,一个却是“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心房”;然而,它们对于光明和美好的向往却是一致的,这也让人们愿意相信“《夜半》之后有《牧歌》的世界出现”。联系此时在日本深居简出怅望故国的郭沫若,或许对这两首诗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至于信件结尾郭沫若提到的“在最近期内能写出时,希望能在本志上和读者见面”的《紫薇花》,直到1933年3月2日在写给叶灵凤的信中仍然是“《紫薇花》尚未下笔,因忙于它种研究,无暇创作”,“我并已决心暂时不愿在任何杂志上发表文字,《现代》如愿为出单行本,将于最近着手写出,并添写若干短篇以集成一册”。后来并没有在《现代》上看到《紫薇花》这篇小说,它也没有出现在其他任何一本杂志上,原因有可能是当时的郭沫若正忙着做他的甲骨文研究,无暇他顾。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在1932年第2卷第2期的《现代》杂志“社中日记”栏发现郁达夫的材料一则:“郁达夫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为《现代》新作《迟桂花》一篇,已寄沪寓。即晚便到赫德路郁宅去取了来。郁夫人并示以达夫家书,关于此作,有语云:‘这一回的一篇没有一段败笔,我很得意。’”郁达夫写给施蛰存的这封信不见于《郁达夫全集·书信卷》,当为佚信。但此信件并未像郭沫若信一样附在后面,所以我们只能从中了解到郁达夫对《迟桂花》的“得意”。信是郁达夫从杭州寄往上海的,里面提到为《现代》新写了一篇小说《迟桂花》,已经寄到上海王映霞的住所,嘱施蛰存去那里拿稿。 查《郁达夫全集·书信卷》,郁达夫在1932年10月20日写给王映霞的信中说道:“这一忽《迟桂花》正写好,共五十三张,有两万一千字,《现代》当去信通知,大约三日后会来拿。”“《迟桂花》我自以为做得很好,不知世评如何耳。”这就可以与郁达夫写给施蛰存的这封信相互印证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