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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尤其是一级教授的评定，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教育体制上，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从学术传统上讲，许多史学名家之所以能够跻身象征当时学界最高标尺的“一级教授”之列，固然离不开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学术造诣，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精神、人格魅力和气节风范，从而为后世学者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史”典范。 拿以校勘学盛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为例，作为云南大学，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一向为时人所公认。首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问世后，学界为之震动，时人誉之为“国宝”。胡适称其“最精严有法”，“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所继撰《庄子补正》一书，更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誉：“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胡、陈二人的评价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刘氏治学“勤而慎”的特点，与当时不少急功近利的“放浪”学人，实有天壤之别。刘氏身上所体现的持之以恒之毅力，扎实严谨之态度，无征不信之方法，作为中国学术传统之精髓，不仅可“匡当世之学风”，还可为后世立学法，尤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教育意义。 而对于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想，刘文典先生在致友人信中亦多有坦露。《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其就书稿校对事致信胡适曰：“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