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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先生以“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为一生治学格言。北平沦陷后，其辗转南迁，在致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以乾嘉朴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之精神自律，以“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励志砥行，可谓当时学术大家们的一致心声，这也是最能激励和振奋后世学人之处。对此，李学勤先生评论指出：“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看到许多前辈学者，在动荡艰辛的乱世之中，做出众人景仰的成就。不少人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兼顾文理，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和毅力。从刘文典先生这里可以明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忧国忧民，有着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的决心。” 在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方面，刘文典先生堪为表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面对日军高官及其附逆者之引诱、威吓，不为所动，坚称“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刘氏学贯中西，本精通日语，然在此种情况下，却以“发夷声为耻”)。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联系好具体居所，刘氏婉言谢绝，理由是：“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1958年，他离世前夕，嘱将毕生所藏、从未刊印的桐城文派始祖方望溪之全部手稿，孙星衍、郝懿行等清代学者信札，马守真、顾横波画作，以及各种珍本、善本古籍，名贵瓷器、碑帖等，全部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古代史家一直以才、学、识、德兼备作为衡量“良史”的标准和砥砺自身的目标，从以刘文典为代表的历史学“一级教授”身上，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重要学术传统的传承与赓续，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的学术性与公平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