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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庞朴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受到强烈震撼和打击。和庞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场景如潮水般涌入心田。最早知道庞朴先生大名，是在上大学本科时候。他是我们“文革”后考上大学的学子们崇仰的诸多名家之一。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日后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能得到先生的恩泽浸润。 与庞先生建立直接的学术联系是1985年我硕士毕业在南开留校工作后。 1989年，我在南开中文系开设了《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的选修课，我把讲义整理成书稿，投给了人民出版社。当时人民出版社没有马上通过选题，而是先由方明先生推荐给了江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一套由季羡林和庞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过了不久，当时还在北大的钱文忠兄赴南开找我，带来了庞朴先生看过这部书稿后给我写的修改意见信。这使我大为震惊和激动。没想到庞朴先生如此提携后学，平易近人。于是披星戴月，青灯奋笔，按照庞先生的意见修改了该书。 也是因为该书的缘故，1990年我应邀赴北京大学，出席季羡林先生八十大寿暨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去皂君庙庞先生宅邸，第一次拜访了庞朴先生。 那是一个酷暑的夜晚，庞先生在灯光下显得矍铄和睿智。他侃侃而谈，饶有兴致地和我详细交流了我书稿的相关问题，然后又天南海北地说了很多，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我当面向他老人家介绍我和庞煌的考试缘分等等，他不时发出洪亮的笑声，并向我介绍庞煌后来的去向等等。 尽管由于江西人民出版社由于人事变动的原因，最终没有能把那套丛书顺利出齐。但因为这个过程中得到庞朴先生的亲自指教，使得这部书的学术质量大大提高。 1991年，我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并与责任编辑常晶女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共同策划了一部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性兼普及性的著作。其基本思路是用中国古代著名的30本书为代表，系统勾勒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和脉络。虽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题，但要想把这部书做好，只靠我们的能力和见识是完全不够的。我们一致认为需要请大家名家来把关定向，提升该书的学术品位与权威性。常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先找到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泽华教授，请他指点迷津并出任该书主编。刘先生不仅爽快答应，而且提出了更好的操作方案。一是由他出面，请庞朴先生与他两人共同荣膺该书主编，二是请刘先生的弟子，我的好友葛荃兄与我同任副主编。主编主要负责该书的大方向把握，副主编则负责具体的约稿审稿和各种联系事务。 这个方案立刻把该书的运作推向了更为高端和更为切实可行的阶段。为此，我几次专程赴庞先生宅邸，请示这30部书的书目遴选和邀请庞先生亲自撰写该书总序。庞先生爽快答应，很快对我们提出的30部古书选目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把握，并撰写了该书前言。 正是由于庞朴、刘泽华先生的领衔，葛荃兄的加入，使得该书进展顺利，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顺利出版。没有想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这部书仍然还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青睐。期间有两家出版社在错开版权期限的前提下分别再版该书。这个时候，庞先生已经受聘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当我在电话中向庞朴先生报告这些该书再版好消息的时候，他也十分开心。同时，庞朴先生还几次谦虚地表示，这部书的主要操作和组织是我做的，让我再版时去掉他的名字。在我再三挽留之下，他才勉强同意“连任”。 20多年的交往，庞朴先生可以说是我做学问的榜样。不仅如此，他还在人格方面给予我很多点拨和启迪，他总是达观超脱淡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向先生求字时，他欣然给我写下了“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条幅。若干年来，庞先生的字和人在激励和提醒我如何以博大的胸怀面对现实，又超然物外。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