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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较大的创见 朱希祖说：“余编讲义，不取浮词泛论，亦不取新式铺排”，其中的“绝大问题、重要断案，皆出自余之心得”[13]，这就使得《中国史学通论》“文简意富，珍义如珠玉，络绎不绝”。[3]序兹将其影响较大的创见分别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字之释义 朱希祖开篇即探讨“史”字之形义，举出许慎、戴侗、吴大澂、江永、章太炎等诸家之说，并作了进一步分析说明。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侗、吴大澂已提出“中为简册”，江永、章太炎也持这种观点，而且“引证始更确实”。朱希祖认为“史”为“记事者”是合乎理解的，但“中”非“正”也。他依据江永和章太炎的说法，阐释出自己的观点：“又，为右字……中为册字，右手持册，正为书记官之职。”[3]2由于古文“册”字的写法与“中”类似，所以，“后世误认为中正之中”，然“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史”字从右从中，是“以右手持册之记事者”。朱希祖还驳正了王国维对“史”的解释，王氏在《释史》篇中取日本饭岛忠夫说，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希祖认为这种说法适宜于周制，最初造字的时候，并没有“盛算之器”，“史之本职，仅为记事，历数属史，皆为后起。”[3]2所以，他不采王说。后来，王国维也重新修改了《释史》一文，并兼采了朱希祖的说法。[13]周谷城认为朱希祖的解释“于义颇谐”，但与甲骨文中的“史”字相比，“于形为不合”，所以，他仍采王说，认为“史”为手持盛算之器，为记录的象征。[14]虽然周氏不完全赞同朱希祖的说法，但也可以表明朱氏观点的影响之大。后来的许多史家在探讨史学问题时总是毫不例外地解释“史”字，比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等，他们或采纳朱氏的说法，或将其列为一家之言。 (二)“书记官”与“历史官” 关于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问题，朱希祖提出了“书记官”一说，认为：“记事者即后世之书记官”。比如，仓颉为黄帝史官，但“惟此史官，为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为分别，不可混淆。”[3]6历史官与书记官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先秦时期的史官仅仅“掌管册籍起草文书”，所以，只是书记官，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或秘书长。他强调说：“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为历史最粗浅之条件”，因此，“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3]8远古史官的记录远不是历史记载。 他认为《春秋》应该算是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而“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历史之记载，必萌芽于太史”，“汉之太史，至后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专职，盖始乎此。”所以，“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刘知几的《史通·史官篇》中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3]9-10，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他对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的详细考辨，是一种颇为新颖的见解，启发了众多史家的思维，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大钊在他的《史学要论》中，也探讨了史官的职责，采用了朱希祖的“书记官”之说。[15]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都引用了朱希祖的说法。当代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尔敏说：“史官原始，本掌秘书之任”，朱希祖所言的“史官掌秘书之职司，为近世学者普遍承认，毫无疑义”。[16]36 (三)“名”与“实” 名实之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刘知几在《史通》的《题目》、《称谓》等许多篇目中都论及名实问题，强调“名者，实之宾也”，即名称必须依附于具体内容。朱希祖在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时，也同样注重核其名实，考其源流，且力图探明史学发展进化之迹。他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史籍“体例淆乱，名实纠纷”[3]42，“《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3]22-23“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为国别，实则纪传。”[3]42“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实为后世地方统志之权舆。”[3]42 关于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的问题，刘知几认为名实不符，因为“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然而，“赢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项羽僭盗而死，没有成为国君，虽号西楚霸王，然“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17]而朱希祖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名实纠纷中更应该重视“实”，也就是说，要以历史人物的实际作用来决定其该入本纪或是世家。他说：“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3]74他还分析了本纪的内涵：“述其祖宗曰本，奉其正朔曰纪。”认为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实际上对于本纪二字之义，尚未了然也。 朱希祖对名实纠纷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家的认同，罗香林从“驳正《史通》”的角度，赞赏朱希祖的名实之说“均为精深之论”。[3]序王尔敏也注意到“近人朱希祖就名实考辨，以言撰著之史之所防”[16]45，肯定了朱氏的做法。 (四)关于史籍分类 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希祖以新的视角和标准将古代史籍加以分类。他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六家”之说，把古代史书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推理主义，二是记述主义。由于推理主义不发达，故略而不再细分，而将记述主义又分为6类：1.编年史(以时区别者)、2.国别史(以地区别者)、3.传记(以人区别者)、4.政治史与文化史(以事区别者)、5.正史(混合各体者，有通史；断代史)、6.纪事本末(以事之本末区别者)等。其分类简明通俗，便于检寻，给后学以很大启发。 目录学家袁同礼认为，朱希祖对史籍的整理和分类，早于梁启超和柳翼谋，比章太炎的文学总论之分类更为精密。他“以科学方法董理旧籍，为国学开一新纪元。”又说：“目录学之可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观于此篇之所论，深能达此功效矣。”[18]金毓黻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在日记中将朱氏的分类目录详细记录下来，认为“分析至为精密，执此以绳史籍，罔有或外者矣。”[19]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龙心的评价，她说：“朱希祖的史学概论是以现代史学的眼光部勒旧史的一次尝试”[20]165，他“以史学独具的时间、空间和事类等标准作为类别史著的方式，说明现代学人已开始懂得从学科本身的特质上去把握这门学科。”[20]168 朱希祖还把政治史和文化史分出各种专史，政治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包括法制、经济、法律、军事、社党、外交等；文化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又分为学术、宗教、文学、艺术、农业、工业、商业、风俗等。这种分类方法，将社会各部门置于平等的地位，不再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甚至把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农业、风俗等内容也单独列出，为后来专史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指南，促进了史学的专门化。朱希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新的分类标准，抓住了浩瀚史籍的本质特征，既科学又简明，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 朱希祖特别强调“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文字。认为“神农以前为结绳之世”，“结绳为记事之发端，亦为史之权舆”。“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3]20《尚书·尧典》记录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他又根据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起于黄帝，且《货殖传》也说不知道神农以前的事情，得出结论：“盖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黄帝”，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而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史家所接受，金毓黻说：“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21]28杨翼骧先生在《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中，开篇就讲：“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该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22] 朱希祖还区分了史学与史料的不同：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否则，史学不足以成立。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3]18又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之说，论证中国史学起源有两元倾向，两元进化，谱牒起于周代，编年起于春秋，历史专官起于魏晋等等，这些论断对后来的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