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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整理出土文献的时候您大概是最年轻的学者吧？那时的风气和现在比怎么样？ 裘锡圭：那个时候可以说风气也是很好的。我那时年轻，精力当然比现在好。一起整理的有我的老师朱德熙、张政烺先生，还有太老师唐兰先生。当时我主要不是负责马王堆，是整理临沂汉简。我跟现在的陈剑老师大概比较像，如果对其他部分的整理有意见，也会马上提供给他们，没有太多顾虑。那个时代是很特殊的，之前刚批判过资产阶级法权，书印出来都没有个人名字的，只有单位名字，就是不让你有个人名利思想。当时不许讲个人名利，倒不是说当时人思想觉悟就高了，不得已而已。现在人热衷于争名夺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里的青年同志能做到踏实工作、互相帮助批评建议，我就感到比当时更可贵。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项目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虚职，不做具体事情，我们这里不是这样。比如像刘钊是中心主任，作为编委也参与整理和注释的工作；我是主编，也负责了《老子》的整理注释工作。我们在一起讨论前言、凡例等很多问题，大家都很积极地贡献建议。不过也有遗憾，要按照我以前的工作习惯，当主编的话肯定要把所有整理好的文献都看一遍，但现在自己的部分都管不过来，就无暇他顾了。 还要提一点，中华书局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和进度，尤其是责任编辑石玉，工作非常细致，每次我们有改动他都很耐心。而且这次的《集成》印得很朴素，还是实事求是的，是给搞学问的人用的，就是定价有点贵。现在有很多关于出土文献的书，材料只有一点点，但是印得很豪华，这样不太好。 以前没有电脑，检索手段也很有限，如果碰到没有传世文献能够相对应参照的出土文献，一般怎么处理呢？ 裘锡圭：我们当时古书读得都不怎么熟，得先把简或者帛上的内容看得比较熟悉，然后感觉它大概跟哪些古书关系比较接近，然后把这些古书找来通览一遍，看到跟简文有关系的段落，就摘抄下来。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他们对古书比较熟悉，可能不会像我这样。现在有电脑就方便多了。马王堆出土的文献虽然佚书居多，但很多词句说法是有来源的，能够和传世文献对照。 陈剑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帛书的情况，以及这次的重新整理有些什么新的发现？ 陈剑：马王堆帛书出土的时候是存放在一个漆奁里面的，漆奁有五格，长方形的格子上面有两捆竹简，取竹简的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帛书，当时用细铁丝做成钩把竹简钩出来的时候，就把下面的帛给戳破了。下面这些帛有的是卷轴的，还有的折叠成长方形的方块。古代的帛有固定幅宽，一般是四十八厘米左右，帛书有整幅的有半幅的，半幅的一般就卷在木片上，这些帛层层靠在一起，时间长了上层的墨迹会印到或渗到下层，形成反印文，反印文对释读工作很有帮助。 出土的半幅帛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整幅帛，放在漆奁里。整幅帛多数采取先左右折叠最后上下折叠的方式（极少数先上下叠），最后折成十六开大小的一摞（少数有再折一次的情况），保存在漆奁另一个较大的方格里，出土时就像泥砖一样。出土以后用氮气密封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揭裱，先要泡在清水里利用自然浮力让最上层先漂起来，慢慢一层层揭开。 这次整理之后，我们对帛书所用帛的规格和使用方式有了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一般用来抄书的帛会有几种固定大小，有时候用长的帛抄了短文章，后面留下空白，不会裁去，就一起折叠了，这样空白部分会留下较清晰的反印文，《相马经》和《五星占》是最典型的。通过反印文也新认出不少字和拼上不少碎片。 我们这次还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研究“衬页”。“衬页”的概念以前陈松长先生写过文章，认为是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空白帛夹在折叠好的帛书中间，用来保护页面；但现在通过反印文和折叠方式复原的研究，衬页应该本来是完整地和整幅帛一起折叠的，面积一般是其一半，后来才跟正文帛片一样断裂成若干片。帛书常年泡在水里，墨迹是从上往下印、渗的，整张衬页摊开后会发现有的是反印文在正面，有的是在背面。这是比较简单的情况。还有全长十二块的整幅帛，衬页揭出来不是六块而是八块，也就是说它当时折叠的时候长度超过了一点（很可能它是为更长的帛书准备的，但最后用在了比较短的帛书上），超出部分也就一起折在中间了，这张衬页我想了很久才想通。 而且我们整理时使用的数码照片，情况并不单纯，有时候两张粘连的拍在一起，比例就不一样，正文帛片和衬页总的块数也需要据此加以重新清理。衬页有时候还会裱反了，因为它揭开时背面粘上了下层的部分正文，装裱师傅就可能会把衬页的背面裱成正面。 在重新拼缀上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各篇都不同程度地有新的拼合或改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