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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阵者，三教之末”——政治教化是战争胜利的前提 《曹沫之陈》的作者在强调政治对战争制约作用的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即政治教化是战争胜利的前提。曹沫指出鲁国作为小邦，处在大邦之间据守边境的谋略，提出“三和(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的重要性，并得出“夫阵者，三教之末”的结论，颇为耐人寻味。我们先来讨论曹沫所讲的“三教”的意蕴。相关简文如下： 臣之闻之：不和(简18)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战。是故夫阵者，三教之(简19)末。君必不已，则由其本虖?(简20) 关于“三教”的理解，学者意见不一。李零先生的原释文认为：“三教”即“和于邦”(国家内部和谐)、“和于豫”(率军出发时军队内部和谐)、“和于阵”(布阵时军队和谐)之教，并指出“三教”为本，阵法为末。陈剑先生认为简文“三教”可仿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五教法》之五教而称为“处邦之教”“处豫(舍)之教”“处阵之教”。(15)高佑仁先生指出简文已经明言“阵”为“三教”之“末”，则“三教”不可能是“本”，因为本、末乃两个不同的概念，若以“三教”为本，而“末”又为“本”之一，这种讲法说不通。他认为“和于邦”“和于豫”“和于阵”等三者乃“三教”的内涵，而“为和于邦”才是三教之“本”，“为和于阵”则是三教之“末”。(16) 其实，以“三教”为本，阵法为末，其中“阵法为末”并非是说“三教”中的“和于阵”，而是指具体的阵法、作战方法。当然，从下文看，曹沫劝谏庄公“君必不已，则由其本虖?”庄公紧接着问：“为和于邦如之何?”可知“为和于邦”乃是三教之“本”，从而推出“为和于阵”应该是三教之“末”。(17)在《曹沫之陈》的作者看来，“和于邦”“和于豫”“和于阵”三教是层层向前推进的关系，而“和于邦”才是确保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国君应该抓根本，立足于修政修德。 简文所谓“夫阵者，三教之末”，既是对于战争的恰当定位，也是对政治教化的高度肯定，体现了《曹沫之陈》作者的“仁本”思想。“教”字在《曹沫之陈》简文中共出现有四次：一是“三教(为和于邦、为和于豫、为和于阵)”；二是庄公所说的“既成教”；三是“用都教于邦于民”；四是“鬼神惚恍，非所以教民”。其中“既成教”，陈剑先生认为“教”皆为正式作战之前之“教”。(18)高佑仁先生认为“成教”应该读作“承教”，为接受教诲、教令之义。(19)联系到此简的上下文内容，此处的“既成教”意思是指将帅已经完成了对于下级将领的告诫教诲，下面该正式出师了。所以此处的“成教”是指出师前的训诫，而不是广义上的政治教化。其余三处的“教”皆为政治教化万民之义。不仅如此，《曹沫之陈》简文中还有大量的论政治教化的内容，如“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可以说，《曹沫之陈》“教”的含义很广泛，其重点却不在于军事训练，而在于政治教化。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兵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兵家也重视对士卒的教化，如《吴子》提倡“用兵之法，教戒为先”，(20)主张对士卒“教之以礼，励之以义”，(21)但这种“教”主要是指培养士卒的荣辱观念，激发士卒的斗志，加强平时的军事训练。“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22)采用这种教战方法提高士卒的战斗力。《尉缭子》亦有类似的训练方法：“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23)《六韬》亦是如此：“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24)中国古代的兵家重视对士卒的教化是为了“以治为胜”，(25)而《曹沫之陈》推崇的教化不仅是指对士卒的教化，更多的是指对广大民众的教化，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仁义之战阶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曹沫之陈》的作者指出“亲率胜。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简33)，这本来是强调将帅在统率军队时要亲近士卒，教化士卒，但是在庄公垂问“为亲如何”“为和如何”“为义如何”之时，曹沫的回答明显又回归到了政治教化方面。如，曹沫回答“为亲如何”时说：“君毋惮自劳，以观上下之情伪。匹夫寡妇之狱讼，君必身听之。有知不足，亡所不中，则民亲之。”(简34-35)回答“为和如何”时说：“毋嬖于便嬖，毋长于父兄。赏均听中，则民和之。”(简35-36)回答“为义如何”时说：“申功上贤，能治百人，使长百人；能治三军，使帅。”(简36)这些都是《曹沫之陈》的作者对于国君为政的要求，与《国语·鲁语》上的曹刿所论相似。《曹沫之陈》的作者在论述战争问题时，都能回归到以政治为本源的探讨上面来，他寄希望于政治，关注的始终是政治教化。 在探讨作战之道时，重视政治教化的功能，这是《曹沫之陈》的作者非常明显的思想倾向，也是其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不仅如此，作者在“教”与“战”中还极其重视“和”的理念的运用，在三教中强调一个“和”字。在解释“善守者奚如”时，提出“其食足以食之，其兵足以利之，其城固足以扞之(26)，上下和且辑”(简15-16)。在论述“毋冒以陷，必过前功”时，指出“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简33)“和”的理念可谓是贯穿简文始终。“和于邦”，这是出兵的前提；“和于豫”，这是布阵的前提；“和于阵”，这是开战的前提；“上下和且辑”，这是弱小国家保全自己的法宝。“使人不亲则不敦，不和则不辑，不义则不服”，这本来是将帅统率军队的原则，但曹沫在具体阐释“为亲”“为和”“为义”的内容时将其扩大成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教化。《曹沫之陈》的作者将“和”的理念扩展到君臣之间、君民之间、官兵之间、士卒之间，认为这种“和”不仅是国家繁荣兴盛的标志，还是在战争中能够获胜的前提。这也是春秋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认识。如，《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楚、郧蒲骚之役前，楚大夫斗廉满怀信心地说：“师克在和，不在众。”也就是说军队取胜不在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军队是否团结一致，已经认识到军队团结与否和军队战斗力的联系。当然，春秋时期“用众”的思想也很突出，如，《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大夫子重云：“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左传》成公二年亦载君子语：“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师克在和”与“用众”并不矛盾，只是不同的战略，“用众”虽然强调以军队数量取胜，但也需“和”，“用众”的根本在于“惠恤其民”，这样才能赢得民心，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左传》“用众”的思想也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司马法》甚至说“古者戍兵三年不典，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27) 政治教化的目的在于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和谐一致。《曹沫之陈》篇谓“不和于邦，不可以出豫；不和于豫，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战”(简18-19)，其着眼点都落实在“和”。这一观念对于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不仅儒家强调“和为贵”，(28)而且后来许多军事家也都注目于此。例如，《吴子》就相当重视“和”的理念在治国治军中的运用。其首篇《图国》篇载吴起初见魏文侯，劝谏魏文侯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其中提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与《曹沫之陈》简文的“修政而善于民”意思是一样的，而其“四不和”与《曹沫之陈》简文“三不和”如出一辙。二者突出的皆是一个“和”字，强调的都是修德修政的重要性。有学者据此指出今本《吴子》是有着十分可靠的来源的，(29)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入魏前，“尝学于曾子(即曾申，曾参之子)”，亦曾“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国的兵学传统可能对其有一定的影响。《曹沫之陈》在战国时期还曾流传到楚国，它的军事思想对于作为改革家、军事家的吴起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