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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重视“贵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时期行师论兵，大都认识到了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战争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时期关于战争的主流认识。由于春秋时期宗族兵依然是军队的骨干、战争的主力，所以《曹沫之陈》的作者重视君主的权威之外，还格外强调宗法贵族在统领军队方面的天生的优越性，并且将君主与贵族视为一体，这一思想贯穿于曹沫与庄公问对的始终，突出的表现是曹沫回答庄公“为和于豫”的做法时，两处提到“贵人”，一处提到“公孙公子”，相关简文如下： 三军出，君自率(简22)，必约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御卒使兵，毋复前(简29)常。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进(简24下)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凡有司率长，(简25)……期会之不难，所以为和于豫。(简23下)(37) 这段简文强调了国君亲为统帅以及贵族统军的重要性。三军出征，国君亲自统率军队一定要约请国内的“贵人”以及“邦之奇士”，让他们指挥士卒。所谓“奇士”盖指有奇特谋略或奇特技艺之人。相传秦孝公曾经下令国中，招募人才，谓“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周初重臣吕尚是一位“多兵权与奇计”的杰出人物。秦末陈平曾经批评项羽“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38)可见陈平把自己看作“奇士”。对于这些出谋划策的“奇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曾总结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39)《曹沫之陈》所提到的“奇士”，当即这类人才。 除了“奇士”之外，《曹沫之陈》似乎更为重视“贵人”。认为凡是“贵人”位列前行，则可奋士气而取胜。如果他们居后，则容易溃亡。并且进一步说，军队前进一定要有“二将军”指挥，没有将军的时候，一定要有“数嬖大夫”来指挥，没有嬖大夫一定要有“大官之师”“公孙公子”来指挥。所有的职官都要由出身高贵的官长率领，军队按约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也就没有什么难做到的了，这样就能做到“为和于豫”。在这里，“豫”，读若“预”，是一种预备状态，此时军队已经出发但是尚未布阵。我们可以看到，“为和于豫”最关键的是国君与“贵人”的统帅与凝聚作用。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贵人”呢? “贵人”，原解释为身份高的人，笔者认为并不是很准确。商和西周时期，贵族与民众俱可称“人”，唯身份低贱者称“小人”，但并没有相对应的“贵人”之称。春秋时期方有“贵人”之称，至战国时“贵人”的称呼多了起来。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出身于贵族之人称为“贵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先秦典籍中的“贵人”是指身份高贵之人，亦往往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如《韩非子·扬权》：“毋贵人而逼焉”，“贵人”，王先慎注为“贵臣”。(40)《吕氏春秋·贵卒》：“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贵人”，高诱注：“贵人，贵臣也。”(41)《礼记·内则》：“贵人则为衣服。”孙希旦集解：“贵人，卿大夫也。”(42)再联系到春秋时期鲁国的社会结构，其贵卿皆是出自公族，所以笔者认为《曹沫之陈》简文中的“贵人”应该是指与国君有血亲关系的贵臣。强调“贵人”的作用，固然是适应周代宗法制社会结构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有强调军队指挥员权威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使军队上下行动统一，听从指挥，从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 关于“为和于豫”的做法，曹沫先总说“凡贵人使处前位一行，后则见亡”，然后解释说“进必有二将军。无将军必有数嬖大夫，无嬖大夫必有数大官之师、公孙公子。”“将军”“嬖大夫”“大官之师”与“公孙公子”，这是层层向下的关系，其中“公孙公子”似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依周代礼制，“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43)公子、公孙是公族中地位最为显赫者。所以简文此处的意蕴可能是指国君出征，所任命的将领皆为出身高贵的人，他们以贵人的身份兼有官职，或者为“将军”，或者为“嬖大夫”“大官之师”。而“公孙公子”则仅有高贵的出身，没有具体的官职。即使没有官职，但他们“公孙公子”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权威，可以凝聚军心，他们亲自带兵就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不仅如此，简文载曹沫在解释“为和于阵”时，再次提到了“公孙公子”的重要性，相关简文如下： 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贵(简24上)位、厚食，思为前行。三行之后，茍见端兵，什(简30)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简26)。(44) 以战车进攻，疏而不合，就会有空间为敌军所乘，所以“车间容伍，伍间容兵”，编组严密整齐。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而且骑兵大量出现，《吴子·治兵》篇中论及驯养军马的方法，并强调驯养好战马就能“横行天下”，这说明骑兵已经成为重要的作战兵种。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依然是春秋时期的作战情况，车战依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进攻的方式首先要求有整齐的编制，上下之位严整，错落有致，步调一致，这很符合古军礼的要求。“车间容伍，伍间容兵”，这是布阵的编组要求，这种编组排列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这与春秋前期郑国的鱼丽之阵异曲同工：“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5)兵车一对分为二偏，每偏为二十五乘车，以步卒五人为伍，在车后，弥补偏间的缝隙。《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车阵战，这也正是春秋时期典型的作战方式。这一点是《曹沫之陈》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有力内证之一。 简文指出“什伍之间必有公孙公子，是谓军纪”，如此强调“公孙公子”在军纪方面的重要性，这是后世兵书所没有的。伍、什是军队最小的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战斗小组，公孙公子遍布什伍之间，这就是军纪。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军纪”明显不同。因此疑简文此处“纪”字，非指“纪律”，而是作“纲纪”“纲要”“总要”讲。(46)简文以公孙、公子为军之纲纪，强调以贵族血统维系军心的重要性。此外，《吴子·料敌》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军命”即军之命脉，与简文此处的“军纪”意思是一样的。《吴子》以“虎贲之士”为三军的命脉，《曹沫之陈》则以“公孙公子”为三军的纲纪，所反映的时代观念明显不同，亦表明《曹沫之陈》成书之早，反映其社会结构仍然是重视血缘关系的典型的宗法社会。春秋时期，贵族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这在《左传》中屡见不鲜。如，《左传》载，庄公十年，公子偃与鲁庄公联手取得了鲁宋乘丘之役的胜利。成公二年，鲁、卫等诸侯国从晋伐齐，而楚令尹子重起师救齐，“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都没有成年，但要担任车左、车右，所以勉强为他俩行加冠礼。在这场战役中，楚国看重的是蔡景公与许灵公两君的身份地位，而非其自身的作战能力。再如，昭公二十三年，吴楚争夺州来，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分析当时的局势说：“(楚)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楚帅的地位低，没有大的威信，这就注定了楚军是一定要打败仗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当时“贵人”“公孙公子”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还因为他们所率领的是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军队，这也体现了春秋时期军队的特色。到了战国时期，军队兵员大量来自征兵，少数常备的精锐部队则来自募兵，《吴子·图国》篇提出“简募良材”，并主张“选而别之，爱而贵之”，视其为军中之精锐。正是说明了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兵役制度的不同之处。 《曹沫之陈》简文两处出现“贵人”，两处出现“公孙公子”，是很引人注目的。强调带兵打仗时“贵人”“公孙公子”的重要性，并将“公孙公子”视为军之纲纪、命脉，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可以说，《曹沫之陈》与《孙子》等皆强调“以气势取胜”，以《孙子》为首的兵书更多的是强调以“势”胜人，而这种“势”是指战术中的“奇正”之术，但是《曹沫之陈》强调的是具有高贵血统地位的“贵人”的气势。就任用将领方面，《曹沫之陈》强调“将”的高贵血统，注意的是“贵人”“公孙公子”的作用。这是春秋中前期才有的理念。后世的兵书如《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强调的是选将，重视所选将领的个人素质。成书于春秋后期的《吴孙子》对于“将”的要求是具有“智、信、仁、勇、严”(47)等素质，而非具有贵族血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齐孙子》亦是如此。其《将义》篇云：“将者不可以不义”，“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将者不可以无德”，“将者不可以不信”，“将者不可以不智胜”，强调将领必须要有义、仁、德、信、智。《六韬·选将》以“八征”作为选拔将领的标准。《吴子》也尤其重视选拔“良将”，但它所说的“良将”和是否出身贵族毫无关系，而是指将领的威严、品德、仁爱、胆略，只有具备这几种素质的将领才足以统帅军队。可以说，后世兵书论选拔将领，都注重的是将领的才能，无所谓尊卑，反而是最忌讳“贵人”的特权。《曹沫之陈》格外强调贵族、血缘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吴孙子》《齐孙子》《吴子》等不同，表明它们成书时的社会结构不同，也表明《曹沫之陈》问世的年代较早。 《曹沫之陈》简文强调国君的权威与重视权贵人物的影响力是一致的，这是《曹沫之陈》的特色之一。《左传》所载庄公十年曹刿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主动觐见庄公，并运用“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思想，使长勺之战成为中国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似乎与《曹沫之陈》中的曹沫重视“贵人”的思想不一样。其实不然，曹刿(曹沫)所生活的春秋前期，是新旧两种思想交替的时代，出身下层的精英人物不断涌现，但是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的依然还是出身高贵的贵卿重臣，典籍所载的曹刿虽然认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主动要求参战，但他是作为庄公的车右参战的，在长勺之战中，统率军队的是鲁庄公。所以传世典籍中的记载与简文的记载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总体上讲，《曹沫之陈》所反映的是春秋时期政治家言“兵”，而非兵家言“战”，其对政治与战争的论述，已经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后世所重视的一些军事政治学的理论，如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贯穿于军事的全过程等等，在《曹沫之陈》简文里都有质朴的表述。《曹沫之陈》早于《孙子》《尉缭子》等经典兵书而提出了内涵不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这是该书独特而宝贵之处。《曹沫之陈》还格外重视宗法贵族的领军特权，其战略指导思想依然是遵循礼法的“正规作战”的方法谋略，并没有形成“兵以诈立”的思想。李零先生曾经指出：“宋襄公以后，中国的兵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都是讲‘兵不厌诈’。”(48)虽然，宋襄公以前的兵法并非全都不讲诈术，但是宋楚泓之战之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这种符合古军礼的战法从此就被彻底摒弃了。而《曹沫之陈》简文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宋襄公以前中国古老的“兵法”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