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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社会史独树一帜，甚至发展为新时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在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时为年轻学者之一的王先明即跻身其间，开始拓荒耕耘于这片新的学术园地。2000年，他加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研究团队，并兼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探索当中，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凭借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极富思辨性的论证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取得了众多颇具思想性与生命力的成果。  投身社会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先明的学术追求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但社会史始终是其深耕不辍的领域。在80—90年代，王先明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并且选择了在传统社会当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绅士”阶层作为着力点，著成《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若干面相。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对“近代新学”的内容结构、文化特征进行探讨，从文化形态层面来审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绅士研究形成互补之势。 21世纪前十年，王先明开始转向20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他说，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要真正认识中国，就应该从认识中国的乡村开始。这一时期，围绕着乡村社会结构的转换、权力变迁、社会分层等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开拓出众多新的研究领域，也吸引了一批学人投身其中，对乡村史研究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入，王先明又将学术视野从近代乡村延展到共和国乡村史，尝试打通“近代”与“当代”的时间藩篱，用“长时段”眼光审视百年乡村社会发展历程，力求探明制约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因素和概括出乡村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与基本模式。他认为这不仅是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即将形成的成果又将是对学界现有研究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在上述研究当中，王先明不仅展示了近代乡村的基本面貌，而且努力致力于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史。 探索构建本土化社会史 具有“史学革命”意味的社会史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异军突起态势，与文化史构成了史学“奋飞的双翼”。不过，学界对于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地位等问题始终存在困惑与争议，有“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等等。王先明也积极参与到讨论当中，并且提出社会史应实现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双向整合，避免学科建构出现“社会学化”的倾向。这种观点的形成基于他对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长期考量。 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最为接近。因而在建构社会学史学科过程当中，学者们很自然地借用了大量西方社会学的范畴和词语，甚至完全采用社会学理论模式来进行研究，比如将社会史体系完全纳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当中，即“三板块”结构。王先明将这种取向归纳为“近代社会史学科建构的社会学化”，并在研究当中进行了认真检讨。他发现，如果静态地从某一个断代史的横断面来看，“三板块”结构没有明显的学术缺憾，相当于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开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衣食住行史以及灾荒史等的研究。但整个近代社会史既是一个不断嬗替变迁的进程，也是一个内部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多层次的统一体。强行把社会史纳入相互独立的“三板块”中，必然造成历史的割裂与僵化，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只展示了“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无法真正揭示近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规律、历史特征和基本历史趋向。更严重的是，社会史的史学特征也因之不断被削弱，社会史似乎不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变成了“历史社会学”。从这个层面来看，社会史学科“社会学化”的缺陷就显露无疑，先验的社会学理论模式不能成为建构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基石。 那么，如何处理好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才能避免社会史成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在王先明看来，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社会史对社会学理论的依赖一定会长期存在，但社会史的研究不在于套用多少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而在于从中国社会历史事实和过程中，总结出理论的契合点，在双向学科整合的基础上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史学科框架体系。在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当中，王先明始终坚持这一思想，不断进行探索。如对近代“绅士”阶层进行探讨时，他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状况，运用大量档案、调查、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学界流行的西方社会科学术语“地方精英”、“社会分层”等进行辨析。 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构建本土化社会史的过程中，王先明也表达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学永恒的魅力不仅在于不断接近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解读与回应现实问题。历史学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可供选择的主题纷繁复杂，难以取舍。只有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具有远见卓识的学人才有可能寻觅到对现实社会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研究方向，激活过往与现实的内在联系，留下不因时光流转而褪去光芒的思想结晶。 正是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王先明近年来将百年乡村建设思想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三农”问题毫无疑问是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越来越多的学人也将目光投注于乡村，尝试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王先明认为，现实与历史难以分离，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当今学界围绕“三农”问题产生的众多争论，如土地所有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等，都能在过往历史中找到影子，为认识此类问题提供经验与启迪。因此，只有厘清“三农”问题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才能让历史与现实相互关怀，凝练超越时代的认识。 在《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中，王先明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农’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是随着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村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三农’问题，自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及其内容，不能不警示我们应该超越眼前的短视，在历史的追索中寻求更本质、更深层、也更长久的理解。”为此，他运用“长时段”研究范式，第一次系统地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乡村发展论争进行了梳理：20世纪初，“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农村破产”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实现农村复兴和现代化，不同背景的学者逐渐汇集于农村研究的阵营，潜行观察与研究农村社会，形成了众多深邃见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思考进入新的轨道，50年代到60年代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等几个主要问题上。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三农”问题开始凸显，使得农村发展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学者们围绕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自治、城乡关系等又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梳理过程中，王先明没有简单的将各个学术流派以及社会政治力量的观点、立场进行罗列，而是力求透过纷繁杂乱的史料捕捉不同阶段乡村问题争论的时代主题，凝练思想内涵的特点与学术的传承，将乡村问题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样的呈现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今日“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导趋势。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发展也必将持久受到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巨大影响。为保持社会史研究的史学特征以及揭示社会发展变迁内在规律的功能，当务之急就是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框架。不过，这个过程将是长期而且艰辛的，需要学者们自觉的追求，既要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也应观照当下社会发展。就此而言，王先明的尝试与探索颇具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