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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与整理工作的杨宽先生,李永圻、张耕华先生这样写道:“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先生遗著遗稿的整理出版,杨宽先生出力最多,各书的出版前言,均由杨先生执笔撰写。”其实,杨先生在整理工作的第一阶段也出力不小。 2015年10月,《吕思勉全集》26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吕思勉先生全部著作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从1957年吕先生去世至今,参与吕先生遗著整理工作的主要有其女吕翼仁、学生杨宽、李永圻,以及李永圻的学生张耕华诸位先生。整理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吕先生去世后至1980年,第二个阶段为1980年后。1980年后,整理工作的进行情况在李永圻、张耕华先生所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有详细记录。对参与整理工作的杨宽先生,李永圻、张耕华先生这样写道:“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先生遗著遗稿的整理出版,杨宽先生出力最多,各书的出版前言,均由杨先生执笔撰写。”(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其实,杨先生在整理工作的第一阶段也出力不小。 1957年10月11日,吕先生去世后,其遗著的整理出版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顾颉刚先生在接到吕翼仁讣告的当日,即10月20日的日记中记到:“接吕翼仁女士来讣,知其父诚之(思勉)先生于本月九日逝世矣。渠一生熟读二十四史,全国中精熟全史者惟此一人,彼有志作一《中国通史》,解放后,精力不足,讫《隋唐五代史》而止。其笔记占两箱,所发表者惟《燕石札记》一册耳。予类请其着手,亦以频年体弱,未能整理也。今兹长逝,能有人为之纂录者乎?企予望之!”(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8,中华书局2011年版)1957年底,顾颉刚发倡议整理吕思勉的遗稿,并拟请杨先生负责主持遗稿的整理工作。 1959年7月,吕先生遗著《隋唐五代史》出版,全书百余万字,未刊总论,且有删改,书前的“出版说明”署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一九五九年七月”,实为杨先生执笔。在简述了一些局限性后,杨先生笔锋一转,写到出版此书的原因是:“为了提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之用。因为作者在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上,曾经下过不少功夫,他曾经比较广泛地搜集史料,把这个事情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主要情况,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勾稽出来,做了排比和考订。……虽然作者分门别类的叙述,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由于分门别类的缘故,也还便于我们检查。作者在叙述时,虽然把原有的史料,组成了自己一个体系,有许多地方贯串着不正确的观点,但是主要的史料来源,都注有出处,有的还有注释和考订,在我们研究时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62年下半年,北京中华书局计划重印吕先生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他们向杨先生求助。8月6日,杨先生在致北京中华书局信中言: 中华书局编辑部: 你处(62)编字第1691号来函,敬悉。 你处打算把吕诚之先生遗著《先秦史》《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三书,利用开明书店纸型重印,极为赞成。最好封面印得如最近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一样,使成为一套。 至于校阅一遍改正错字问题。过去开明印此书时,吕老曾亲自校对,错字本来很少,出版后,吕老曾又校读一次,对少数错字有校正(据说错字很少,校正不多)。正请他家属在找。《先秦史》的校本已找到,其他正在找。 你处要我写篇序言,最好在今年完成,自当尽力赞助,当于今年年底前交稿。 关于吕老的遗稿,你局上海编辑所想就近协助整理,吕老生前所写论文和札记很多,数量较大(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整理编辑成书,想必字数很多,如何着字(手)进行,我们想在下星期召开一个会讨论,听说北京有些学者对此很关怀,故附带一谈。 专此,并致 敬礼 杨宽 信中所言“关于吕老的遗稿,你局上海编辑所想就近协助整理”是指1962年3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起整理出版吕思勉遗稿,由出版社社长李俊民致函邀请杨宽、唐长孺、汤志均、李永圻、吕翼仁等到上海编辑所商议工作。会议决定,组成吕思勉遗著整理小组,整理费用由家属负担。(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 9月1日,中华书局古史组在致杨先生信中请求尽快将找到的校本寄来,以便安排工作,并提出“这几部书作为遗著重版,在内容方面自不宜作何更动,但拟请费神检查一下,有关民族、边界等问题的提法,有无显然不妥之处?因为我们在旧书当中曾发现过类似的问题,特提请您注意。”过了近一个月,杨先生并未复信。9月29日,中华书局来信催问吕先生三部遗著进行情况。10月25日,杨先生回信中言: 中华书局古代史组: 尊处(62)编字第2185号函,(62)编字第2451号函及约稿合同,均收到。最近因参与《辞海》定稿工作,再加身体欠佳,迟复为歉。 …… (二)吕思勉先生三部遗著《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吕先生于生前都曾校订错字,校订本都已由其家属找到,并录成正误表,兹随函附上,请查收(这三部遗著,当开明出版时校勘本很认真,故错字不多)。 (三)吕先生三部遗著所述历史,时代较早,其有关民族与边界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无牵涉。 (四)关于“序言”,前函曾谈到:三部遗著写三个序言或一个序言都可以。我以为分别写三个序言,对每部书约略分析一下优缺点,比较合适。其中《两晋南北朝史》的“序言”,我意可请唐长孺同志写,由唐同志署名。此次我们成立一个小组对吕老未刊稿进行整理(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近负责出版),唐同志亦参与,因唐同志对这段历史研究很精,由他写序言较合适。未知尊处意见如何?如认为合适,一方由我写信给唐同志请他帮忙,一方由你处请唐同志执笔。 (五)关于《先秦史》序言,不久即执笔,写好立即寄上。《秦汉史》序言,亦当接着赶写。 专此答复,此致 敬礼 杨宽 信中首先对于迟迟未回复表示歉意,原因是参与《辞海》定稿工作,再加上身体欠佳。接着,杨先生一一回复中华书局前两封信中所关心的问题。三部遗著《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校订本已找到,随函寄上;三部遗著所述历史,时代较早,有关民族与边界问题,与现实问题不牵涉;中华书局曾建议三部遗著写三个序言或一个序言都可以,杨先生认为应写三个序言,约略分析每部书的优缺点。其中《两晋南北朝史》可由自己写信请唐长孺先生帮忙,因为唐先生对这段历史研究深入,且是吕先生未刊稿整理小组成员。11月30日,中华书局致函杨先生言:三部遗著勘误表已收到,并赞同杨先生上信所言请唐先生撰写《两晋南北朝史》的序文。1963年2月16日,杨先生致函中华书局,为了慎重起见,自己从头到尾仔细读《先秦史》一遍,写成勘误表一份,请连同第一次勘误表一起校正,并寄上《先秦史》“重版序言”。2月19日,中华书局致函杨先生称,《先秦史》重版序言与第一次勘误表均已收到,此书计划下月底发印。并请将《秦汉史》也通读一遍,如有需改正处,请寄重版序言时一并告知。 从以上杨宽与中华书局来往书信可知,北京中华书局计划重印吕先生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且《先秦史》已列入发印计划。遗憾的是,三部遗著重印在当时并未实现。1959年的《隋唐五代史》尚可附上一篇《出版说明》出版,而到了1962年,其他三部断代史虽已有计划出版,但终未付梓。 杨先生是吕先生的学生,为了传承薪火,为其师整理遗著义不容辞。1984年5月,虽赴美讲学定居迈阿密后不再参与吕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但依旧关心遗著的整理出版。如在1984年12月16日致吕翼仁信中言:“吕师著作出版,想必又有进展。估计《隋唐五代史》当已出版,未知《先秦学术概论》已出版否?《论学集林》已付印否?”1985年11月12日致吕翼仁信中说:“吕师遗著出版工作,当续有进展。《论学集林》不知已有着落否,甚为悬念。”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杨先生确为吕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尽心尽力。 (文中杨先生致吕翼仁书信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耕华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