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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兵秣马斗志昂 在汲取前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在2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成立了由陈独秀总负责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特委成员包括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人。此外，还设立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特别军委负责人乃是时任上海区委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莫瞧他方才而立之年，且文质彬彬，军事斗争经验却相当丰富。在广东期间，周恩来曾参加两次东征，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还一手创建了威名远扬的叶挺独立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任伊始，周恩来就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掌握分析敌方军警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并提出了壮大包括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在内的工人武装力量的详细计划。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各支工人武装的数量即得到快速增长，自卫团接近800人，特别队的人数也比原先翻番。 拉起一支队伍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这支队伍既听从指挥，又能征善战。为此，周恩来从浙江北伐前线调来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3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侯镜如，辅导各区纠察队开展军事训练。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冬在周恩来等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征得叶挺的同意，武昌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共产党员彭干臣及其手下一批精英被周恩来调来上海，参与起义的筹备和指挥事宜。彭干臣是叶挺独立团的一员虎将，有着“铁军中铁将”的美誉。 当时，特别军委秘密机关设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53弄）。然而，平日在辣斐坊里却难得看到周恩来的身影。原来，他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穿梭于闸北、杨树浦、小沙渡等处，亲自指导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工作。 “你好啊，恩来同志！大伙早就盼着你来了。”一日上午，周恩来甫一推门步入杨树浦部委机关（今长阳路斯文里13号），新任部委书记张永和随即迎上前，紧握住他的双手，一旁的怡和纱厂支部书记张维桢、恒丰纱厂党支部书记王阿宝等也起身，与周恩来打招呼。同众人寒暄之后，周恩来便切入正题。他向与会同志详询杨树浦地区的党团建设情况，尤其关注纠察队的操练状况。当周恩来得知纠察队缺少武器，攥紧右手拳头说：“大家放心，枪支问题我来想办法，关键还是要加紧训练，要让懂军事的人训练纠察队骨干。” 时隔不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别军委工作人员姚素珍化装成富家小姐，坐着黄包车，将一只装有12把手枪的藤条箱送至杨树浦部委，亲手交到部委宣传主任苏爱吾（苏幼农）手中。杨树浦部委还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人寿里西弄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由当过兵的共青团员孙长胜任教官，教授射击技术，受训者达百余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尽可能改善纠察队的装备，除去筹资添置外，周恩来和特别军委一班人想了许多办法。彼时，闸北驻扎着一支由当地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番号为“上海县保卫团第一团”。商务印书馆资方出于保障企业安全的考虑，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欲图招募民丁，入伙保卫团。获悉此事后，组织上打算让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派员应征，以“借力打力”。可是，队员们一时想不通，“这不是替资本家卖命吗？” 一次，周恩来和赵世炎来到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驻地检查训练工作时，队员任其祥当面发起牢骚来。“那你倒讲讲，我们现在缺什么呢？”周恩来笑眯眯地问。“枪，还有……子弹。”任脱口而出。“说得对！如果大家加入保卫团，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周恩来循循善诱地说：“有了保卫团这个合法身份，不但可以公开训练，必要时还能用保卫团的枪弹同敌人作战。”“噢！看来这是好事体啊！”任其祥和伙伴们恍然大悟。后来，不仅有40多人报名参加了保卫团，有的还当上了班、排长。 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经过特委的周密部署，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展开政治宣传攻势、联络市民团体及策动驻沪海军反正等各项工作均实现了预定目标。特委还根据陈独秀的提议，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任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究竟何时举事？这不单是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关注的焦点，也成为3月5日特委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陈独秀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明确只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的任意一项，即可发动起义：其一、北伐军攻克松江；其二、苏州光复；其三、驻防麦根路（今秣陵路）与北站的军阀部队朝苏州方向退却。一场激荡人心的革命徐徐拉开大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