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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1928.12—2006.12),上海人,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师从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毕业后先后在国家民族工作部门和研究机构供职。长期从事民族史、楚文化、长江文化的研究,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成果有《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契丹史略》《楚文化史》《楚史》《秦与楚》,主编《楚学文库》《楚文化志》《楚美术图集》《上古长江流域美术图集》等丛书。 或许很多人有这样一种同感,大学阶段的珍贵并不在于富足的物质生活,而是其时的宁静、充实以及某些学者给予的受益终生的言传身教。譬如不少70后生人,有幸接触过学术造诣深厚又颇具人格魅力的长者。我受教过的张正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近日重读《秦与楚》,往昔的情景历历在目。 十三年前,短暂工作后我重新回到校园读研,选择了楚文化方向。那时张正明先生受聘到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不久,我们之前对张先生调来华师有所耳闻,院里师生间还有华师“二张(章)”之说,即不仅有章开沅先生,现在又多了一位张正明先生。但也仅此而已,其他的并不知晓。 后来新生见面、上课,才真正见到他。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是知识渊博,二是穿着干净、谈吐优雅。知识渊博并不意外,因为如前所说早有听闻。张先生的干净、优雅,则是那种从头到脚很得体、有风度的干净与优雅,一如他娓娓道来、其求学期间遇到的那些学人的风范。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就是张先生的生活态度,即对人尊重,对事情认真。例如他只带博士,不带硕士,仍亲自给硕士生讲授“楚学概论”、“文明类型比较研究”等课程。每次上课,他8点之前从校外的家里赶到学校,雨雪天气也从未迟到,且整个学期都坚持站立授课、板书。那时他已76岁高龄! 接触多了,了解渐多,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年过五旬还舍弃条件较好的京城生活,为曾侯乙墓等考古发现所吸引,南下湖北,并很快成为楚文化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奠基者;才明白为什么他相继写出了《楚文化史》《楚史》这些屡获学界好评的著作,还在年过古稀进入高校继续传授、研究楚文化;才明白为什么他多次呼吁区域文化研究要有开阔视野,要注意早期各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率先写作《秦与楚》。这便是对事情的认真,对事业的执着。 “秦”与“楚”的比较千头万绪,涉及的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已有成果繁多。例如仅仅秦楚的族源与迁徙在学界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所以这种比较不仅是个脑力活,还是个体力活,很多年富力强的学者都望而生畏。张先生迎难而上,用他常引庄子的话说,就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断探索未知领域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他还常说,“大知(智)观于远近”,为人如此,做学问亦如此。他所谓做学问的“远近”,结合《秦与楚》一书来看,一是要从秦楚各自的源流考察,二是要微观、宏观结合,三是对两种区域文化作多角度比较,这样才有新发现,得出的结论才更可靠。 基于上述理念,张先生大约从2004年开始写作《秦与楚》。一方面,他将秦楚看作两股交缠的线,“从头到尾”条分缕析。因为在他看来,我国早期文明并非各区域简单的拼盘,而是二元耦合(南北文化耦合)、多元复合(各区域文化互动)的整体,秦楚作为其中重要的两支,唯有横向比较、纵向分析方可窥见早期华夏文化的些许走向。另一方面,《秦与楚》的布局突出若干关键点,如族源问题、两国发展轨迹、性格趋向(心理定式)异同、二者的最终“和解”融合等,以免大而化之、失之蹈空。由于有长期思考与准备,写作进展十分顺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秋张先生查出罹患癌症。一开始,他接受医生建议,准备尽快手术。但不久决定延迟开刀,先完成该书最后一章,以防万一。当时他十分豁达,跟朋友调侃道:“养肥了好让医生动刀子哟。”做手术前,他将出版事宜托付同仁,并当着夫人、女儿的面说,如果他在手术台上下不来,自己毕生所藏图书全部捐给学校,以有益于后生。2006年12月3日,先生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 张正明先生去世的第二年,遗著《秦与楚》付梓。这部体大思精、在早期区域文化比较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所蕴含的学术真知,以及成书过程中折射出的精神,都是学界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