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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在中国考古界内颇具争议的考古学家，主要因为我的创新或曰标新立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这样评价自己。关于创新，何努谈到了四点心得：一是多学科知识的结合使人广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或假想使人创新，三是宽容与包容有助于学术进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个人进步。 对考古充满热情 谈到为何会选择考古专业，何努表示，出于对考古的热爱，早在高中二年级，他就立志学习考古专业。 硕士毕业后，何努来到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工作。回顾这段基层考古工作经历，他表示对其学术的成长极为重要。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遗址和夏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与探索，他基本了解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青铜文化结构体系，对后来黄河中游地区文明核心形成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尤其是晋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探索，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博士毕业后，何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担任陶寺城址发掘领队和山西队队长。他带领山西队发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区，发现了早期的宫殿附属建筑凌阴、中期宫殿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居址、观象祭祀台、地坛、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及城门，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遗址的功能区划。 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 在何努看来，“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他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为座右铭。秉持着这些信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最先提出了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大致脉络；提出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链；提出最初“中国”的概念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等。何努一直非常关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的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首创了一套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学术探究过程中总是少不了质疑和争议。何努说，“我秉承对我观点的反对、批评、围观包容态度，积极汲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看待学术争鸣，理解对我的误解。这一切总能化作推动我前进的积极动力。”陶寺观象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努发现陶寺观象台之初，饱受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4000年前的古观象台遗迹，史无前例，考古学界缺乏相应的天文学知识储备和相关先例参照。近年来，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才逐步认同陶寺观象台功能，部分年轻学者也试图从古天文的视角考虑自己发掘的遗址。 何努同时也表示，“勇于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否定自己错误的观点，抛开所谓的‘面子问题’，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近年陶寺遗址宫城与外郭城西墙的再确认，推翻了何努早年对陶寺早期城址结构的认识，他勇于及时纠正了自己的观点。 “总的来说，是在印证、修正、推翻、重新再调整过程中逐步前行，把考古发掘工作推向深入、推向全面。”在谈到考古发掘工作的实际感受时，何努表示，要有问题意识、课题意识，要进行有目的的发掘与研究。还要与相关学科进行深度合作，不断地碰撞、切磋。 坚守在考古第一线 现在，何努还是坚持每年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在陶寺考古现场工作，并表示今后还是继续以陶寺作为自己的研究阵地。何努说，有4000多年历史的陶寺城址内涵非常复杂，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探索与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重要的出土文物需要研究，这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在理论研究方面，何努表示，今后会继续深化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研究，推动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方法论的完善。接下来五年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中华思想通史》中《原始社会编》的资料编辑、撰写及统稿工作。 此外，何努还有一个新的研究兴趣点：关于中国史前时期至夏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考古。他说，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我国考古学界还是一个空白点，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现在国内学界的注重度还不够。他认为，今后可以从实践入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一套相应的考古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的文明化道路，以及多元一体化过程中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进行考古探索，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新征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