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希腊人的认知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尚无“东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范畴的“东方”在古典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了。牛津大学的学者奥斯温·默里如是说,希波战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也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希腊文化已经从东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创造出来。东方对抗西方,专制对抗自由,希波战争中创造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回响。 这种二元对立,在很多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屡见不鲜,最为著名的就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黑格尔从地理的角度来寻求或规定历史的起点,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于东方,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在黑格尔眼中,“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紧跟黑格尔论调的是威廉·琼斯、詹姆斯·穆勒、威廉·沃德、伯特兰·罗素等人,他们笔下“极度贫穷、疾病流行、政治混乱腐败”的东方世界,也都充塞着浓烈的想象色彩。 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也反映了自古希腊人以来西方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希腊”与“东方”的对立是希腊人关于“他者”的一种认识范畴,这一范畴中的“东方”可以泛指在文化方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局限,古希腊人和近现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都有非常多的偏颇之处。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西方人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他者”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 探讨“东方”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反映的西方人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他者”的认识只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对“自我”的认识才具有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对“他者”的认识,始终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要真正清楚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他者”,首先还需清楚客观地认识“自我”。因为认识“他者”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西方,关怀中国,这也是我们研究西方的一大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