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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辞、档案与考据：实证取向的扩展 文艺复兴时期，部分学术因为神学的压迫导致了对古典的回归，而古典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传统的束缚。古典的权威对历史写作显然是一种羁绊，对于历史文献，史学需要“一种新的、大胆的批评方法”。面对时代的需要，瓦拉创立了可以称为文献校勘学的新批评武器。他一直潜心于古典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的研究，在《论字的优美》这部名著中，“对拉丁文的形式和结构、语法与风格作了非凡的分析”。以深厚的拉丁文造诣为基础，瓦拉论证了一项被称为“君士坦丁圣赐”的著名文件(教廷的世俗权力大多以此文件为依据)是伪造的。(46)他首先通过校勘指出了该文献的拉丁文语法修辞极其粗劣。更重要的是，瓦拉证明其中使用的很多官方术语是后来形成的，在君士坦丁一世亲政的4世纪根本不存在，并进而考据出文件是教廷在8世纪编造的。(47)这项轰动一时的“辨伪”虽是为现实服务(瓦拉的庇护人西西里的阿方索国王正与教皇犹金四世交战(48))，但成为史料考证的一个里程碑。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回归希腊、罗马时，对修辞学都分外推崇。与博古学一样，修辞学也是在那时的影响大于历史学的领域。布鲁尼就被后来的一些史家归为修辞学派，波吉奥也被划为修辞学派史家。过去的研究或顺应时人的区分，更多地看到修辞学对史学的负面影响，如过分注重古典修辞规则的文风影响了史事的表述等。(49)但修辞学与史料辨析有着密切的关联，若认识到这一点，就更能理解布鲁尼、波吉奥等人的史学成就，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瓦拉的贡献。文献的用语应当与所处的时代相符，是修辞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典范。中国传统的考据和辨伪，就一向运用类似的方法。(50) 所谓文史不分家的中国旧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今日我们视为“跨学科”的取向，在时人眼中可能是自然的关联。尽管文史两学都离不开必要的想象力，文学的灵动仍远过于史学。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偏向文学，但当思想已经解放而认识需要深入时，就可能被另一个更专业的研究形式所超越，这就是史学上升的机缘。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何在复兴或新兴的各个学科中，总是带有文学深深的印迹，为何某些文学写作方式和修辞学规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能产生那样持久不衰的影响，以及为何人文主义史学最初发端的史学流派是修辞学派。 瓦拉就认为历史学与修辞学是不可分割的。他善于辨析史料，匡正历史谬误，而其校勘和修订的对象，也包括史学著作。在当时的史学界，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家李维著作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瓦拉通过美第奇家族找到了一部李维著作的抄本，这是彼特拉克曾用过的抄本。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对李维著作进行校勘和修订，批判性地重建了早期共和国时期的宗教习俗、仪式主持等一些细节，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现代学者所接受。(51)瓦拉强调“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撰写历史必须与过去吻合。(52)在崇古之风盛行的15世纪，他以缜密精细的考证颠覆了圣人前贤无过错的神话，为实证史学和近代史学的批判性论证奠立了基础。 几十年后，圭恰尔迪尼成为意大利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只有依据真实可信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故特别注重利用档案文献、口述历史材料，将原始的档案记录作为他史著的主要资料来源。圭恰尔迪尼翻阅和收集了大量的佛罗伦萨公共档案。据说1530年他作为教皇选派的代表返回佛罗伦萨时，曾把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包括对外谈判的记录)带回家作为资料保存，而其著作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些资料。他的《意大利史》叙述的是1490年到1534年之间的历史，其中的许多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过。圭氏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和父亲曾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遗留了丰富的文字材料，这些至今尚存的家族档案，成为他撰写史书的一个主要材料来源。而世家背景或许提示并促使他尽可能地去寻求其他的家族档案，以供使用。圭氏自己也长期位居要职，对他那个时代的事情知之甚详。即使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也总是向长辈、同僚或朋友、故交等当事人请教，收集文字或口述材料。(53) 当然，对档案资料的重视并非始自圭恰尔迪尼。在这之前，布鲁尼、马基雅维利等人在佛罗伦萨担任要职时都注意到了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并且在修纂历史时加以利用。不同的是，圭氏把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公正而无偏见地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复原和书写“真实历史”提升到意识层面。(54)他对史料的应用非常审慎，将访谈记录和各类文献资料与档案材料逐一地比对、鉴别、核实；既非“先入为主”，也不“唯我所用”，而更注重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诚如瓜里诺所言，圭氏善于运用档案资料来客观地述说档案自己的历史过程。这些档案资料的大量使用，使圭恰尔迪尼成为近代第一个复原历史的历史学家，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讲述“过去”(55)。 正因以复原为准则，圭恰尔迪尼并不推崇那种“简明扼要”的历史，而试图模拟丰富的历史原状。他的著作虽多，但基本讨论1490-1534年这几十年的历史，且多聚焦于国际关系史，表现出密集叙事的风格。身任高官的经历使他更能理解政治决策的艰难，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类事务是反复无常的，“就像随风翻搅的海面”。圭恰尔迪尼认为，史学应专注于特殊事件及其独特语境，以捕捉变化世界中人、事、物间的联系。因此，他高度重视历史事件的每一细节，又尽量提出多元的历史解释。他“提供了各种解释，尽管这些解释绝大部分关联着各项动机、意图、盘算、误解、非理性的冲动以及短暂或持续的心理倾向；如果他能想出三个或更多的动机，那么他绝不会以单一动机来解释单一行动”(56)。 简言之，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圭恰尔迪尼写作“真实历史”的普遍原则。在他的史著中已展现出近代史学理性主义的端倪，也可以看到近代批判史学的萌芽。(57)然而，过分强调精准和多元化也可能影响了其史著的“可读性”。圭恰尔迪尼史著的整体风格，是借由叙事以及描述每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细节来进行解释。也正因为细节太密集，一般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据说曾经有人让囚徒作选择，是要看圭恰迪尼的书，还是上船做苦力。犯人读了几页之后，毅然决定去做苦工。(58)这虽是笑话，却与前引布克哈特对布鲁尼等人历史著述的感觉不谋而合，显然事出有因，却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那一如既往的时代风尚。 而且，那正是意大利史学在欧洲引领风骚的时代。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很快就被译为多种语言，传到意大利之外，在欧洲引起广泛共鸣，被欧洲各国奉为经典。(59)法国的蒙田和博丹称圭氏的《意大利史》是“近代史学最伟大的著作”(60)。英国著名学者培根也深受圭恰尔迪尼的影响。(61)毫无疑问，圭恰尔迪尼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推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最后辉煌。此后的史学形同其他意大利文化一样，随着意大利的衰落而衰落。吉尔伯特将文艺复兴及其以前的史学统称为古典范式，认为这部著作横跨了两个史学时代，“既是古典范式的最后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近代史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