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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春天，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聘书，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协助勘察矿藏。安特生虽然是一名地质学家，但是对考古非常感兴趣。20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国，激发了他对中国的无限遐想。 在一次勘探中，他发现黄河河岸土层中有古生物化石，于是他向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提出合作发掘古生物化石，瑞典提供技术和资金，采集到的化石由两国平分的计划。1917年，这个计划得到批准，从此安特生便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考古事业上。 1921年，他在京郊龙骨山进行试探性发掘时，发现一些锋利的石英石碎片。根据多年研究古生物的经验，安特生认为这些石英石很可能是原始人的工具。于是和同事们在龙骨山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在送往实验室检测的样本中，他们发现了两颗猿人的牙齿。 在安特生的建议下，成立了周口店遗址考察组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中国地理测绘研究所承担发掘工作，协和医学院的教授负责化石检测。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掘出一件保存完好的猿人头盖骨，轰动世界，而这一切都始于安特生在龙骨山的发现。后来，安特生还陆续参与了仰韶村遗址、朱家寨遗址等地的调查和发掘。 1925年合同到期，安特生按照约定带着大批文物回到瑞典。瑞典政府为这批文物专门拨款，建造了东方博物馆，安特生任馆长。此事使得一些人将他误认为是像斯坦因、伯希和一样的“文物大盗”。实际上，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瑞典方面已分批将合同中属于中国的一半文物寄回，但由于时局动荡，这些归国文物多数下落不明，成为一桩悬案。2005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库房中偶然发现三箱陶器碎片。经中、瑞两国学者鉴定，这正是瑞典归还文物的一部分。当然，这是后话。 1936年底，东方博物馆的工作步入正轨，安特生再次来到阔别多年的中国。然而，此时的中国局势危急，东北已经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华北地区也有日军侵扰，重访周口店已不可能。 1937年6月，安特生和葛维汉、祁延霈等学者一起前往四川西康地区，进行地质学、考古学调查。一路走来，他目睹了日军掳掠后的萧条景象，又从各种渠道获得了许多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他的心情愈发沉重，本应愉快的西康之行也蒙上了阴影。 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变得更加恶劣。此时安特生尚在西康考察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勉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不得不于10月经香港，前往越南，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 瑞典东方博物馆收藏的“安特生的远东相册”中，除了记录中国各地的优美风光和精美建筑外，还记录有许多1937年日军侵华的暴行。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闯入北平，到“八一三”日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惨状，从中国军队众志成城誓师抗日的场景，到日军庆祝胜利的丑恶嘴脸，一一被摄入镜头之中。 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安特生1937年后并没有再来过华北，而且凭他一己之力也很难深入中日两军内部进行拍摄，所以这些照片到底是安特生本人拍摄的，还是有他收集来的，目前还不能确定。 1938年安特生回到瑞典后，仍然关注着中国的战局。他曾是一位不问政治的学者，此时却在研究之余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的通俗著作，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在《中国为世界而战》的序言里，他借用老友胡适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日本军人的侵略计划没有止境，但中国人的忍耐是有尽头的”。 时至今日，安特生的名字更多地出现在考古学著作中，人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他发现北京猿人遗址的经过，而“安特生的远东相册”中那些控诉日军暴行的照片，却少有人知。今天，我们从中选取了一些有关北京的照片，以飨读者。 郭家玮/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