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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图像学的先驱之一，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在西方艺术学界和历史学界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等都曾对瓦尔堡表示钦佩，在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中，瓦尔堡也获得了浓墨重彩的描述。然而，瓦尔堡获得此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在此前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人知。 瓦尔堡是著名国际学术机构“瓦尔堡研究所”的创始人，该研究所自1933年从德国汉堡迁至英国伦敦至今，一直是研究西方艺术和文化的权威机构。但对当代西方学者来说，瓦尔堡的魅力主要在于其独特的艺术史和文化史实践，构成了德语艺术史学黄金时代的一种别样风景。其中，瓦尔堡对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各种图像的功能和意义的前瞻性思考尤其受到推崇。在图像与书写文字争雄的当代，瓦尔堡的图像研究无疑深具启发性并易于引起共鸣。那么瓦尔堡究竟是何许人呢？ 关注文化变迁的图像学先驱 瓦尔堡于1866年出生在德国汉堡一个私人银行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对艺术史表现出了热情。1886年，瓦尔堡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后转至斯特拉斯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桑德罗·波提切里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考察了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和赞助人对古代“异教”文化的接受，按照他的话说即“古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对瓦尔堡而言，古代文化主要是与死亡和痛苦尤其相关的非理性和暴烈的情感力量。他理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非古代文化的平静“复兴”，而是古代“异教”与基督教传统、理性与非理性心态的冲突。瓦尔堡关切的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问题，而是以艺术为切入点，探究更广泛的文化变迁。 博士毕业后，瓦尔堡曾旅居美国，并对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作了人类学考察，成为欧洲田野人类学家的先驱之一。对北美“原始文明”的考察深刻影响了瓦尔堡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瓦尔堡曾在佛罗伦萨居住了较长时间，利用那里丰富的档案和艺术品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来瓦尔堡举家迁回汉堡，直到1929年去世，瓦尔堡的工作和生活中心主要是汉堡。 瓦尔堡一直饱受精神问题的困扰，其精神问题因欧洲动荡的局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加剧。他曾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5年的治疗。1924年瓦尔堡恢复工作后，他的私人图书馆很快成为新创建的汉堡大学的一部分。瓦尔堡始终保持着独立学者的身份，并善用这一身份，进行跨学科的艺术史和文化史实践。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化始终是瓦尔堡关注的首要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瓦尔堡的兴趣逐渐扩展至北欧文艺复兴、16世纪晚期的幕间剧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占星学图像等。对占星学图像的研究是瓦尔堡学术遗产中影响深远的一部分。瓦尔堡曾于1912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艺术史学大会发表题为“意大利艺术与费拉拉无忧宫中的国际占星术”（Italian Art and International Astrology in Palazzo Schifanoia in Ferrara）的演讲，其中集中体现了他的相关研究成果。瓦尔堡借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与文献，考察了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的洛可可式宫殿“无忧宫”壁画中的占星学图像，以及这些图像在古代埃及、印度、希腊及中世纪阿拉伯和欧洲等的传播与变形。在此次演讲中，瓦尔堡首次使用了“图像学”（Icology）一词，他也因此被视为二战后欧美学界盛行的“图像学”先驱。 思想核心是文化科学与记忆 瓦尔堡兴趣广泛而驳杂，且未留下系统阐述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专题著作。笔者认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和“记忆”（Mnemosyne）是理解瓦尔堡学术思想的关键。“文化科学”是19世纪德语知识界热烈讨论或争论的概念。文化领域的“wissenshaft”（科学）主要指严谨和系统的学术研究，而艺术史的“科学”表现为对艺术品的形式分析和对艺术文献的考证和研究。在当时，艺术史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将艺术史塑造为一门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科学”被视为确立艺术史学科尊严的重要途径。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的“艺术意志”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的“没有名字的艺术史”都将艺术呈现为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自主领域，并回避或消除了“人”的因素。 瓦尔堡反对这种想法。他继承布克哈特（Max Burckhardt）的传统，重视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以介入艺术生产和消费的“人”，即艺术家和赞助人为关注对象，并由此将艺术史发展为系统的“文化科学”。瓦尔堡穷尽毕生精力苦心建造和经营的图书馆是其“文化科学”理想的集中体现。瓦尔堡从大学时期开始就有意识地收集书籍并准备创建自己的图书馆。1926年，图书馆落成开馆，其全称为“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Die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简称K.B.W）。图书馆的馆藏书籍和图像资料广泛涉及艺术史、人类学、宇宙学、民谣、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宗教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 瓦尔堡思想的另一核心概念是“记忆”（Mnemosyne）。“记忆”一词镌刻在瓦尔堡图书馆大门上方，也是瓦尔堡20世纪20年代的“记忆图集”（Mnemosyne atlas，又名“记忆女神图集”）的主题。该图集将同一母题在不同时空和不同媒介的呈现形式，在同一块展示板上展示出来，包括版画、素描、照片、报纸和书籍插图、广告宣传画、邮票等。瓦尔堡去世前已完成了数千幅图片和60个多块展板。“记忆图集”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大写的“艺术”（Art）与次要艺术的区分彻底消解，图像成为“文化记忆”的均等载体。该图集超越了传统意义的艺术史，成为一项图像人类学或视觉文化人类学研究。 学术命运跌宕起伏 1929年10月，瓦尔堡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之后，其学术命运经历了戏剧性起伏。1933年，迫于纳粹的兴起和威胁，瓦尔堡图书馆与研究所整体迁往伦敦，并于1944年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一些与其有共识的学者也大都流散到英美。在随后近半个世纪内，瓦尔堡的名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沃尔夫林、李格尔等同时代德语学者在英语学界的广泛影响相比，瓦尔堡几乎被遗忘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瓦尔堡只是“图像学”模糊的先驱，或仅是“瓦尔堡研究所”的创始人。除了瓦尔堡研究所的部分成员，瓦尔堡的论文和其他作品几乎无人问津。瓦尔堡的“被遗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细究的议题。正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所表示的，瓦尔堡的语言风格较为精练和艰涩，而且他也没写过系统的专题论著，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和大量未出版的笔记、手稿、格言和未完成的研究计划。此外，文化“移植”产生的问题和史学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以及二战后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氛围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等，都不利于人们接受瓦尔堡的观点。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瓦尔堡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65年，汇集了瓦尔堡生前出版论文的《文集》（德文版最初出版于1932年）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出版。1966年，意大利文化史家卡罗·金兹堡在《从阿比·瓦尔堡到E.H. 贡布里希：一个方法问题》一文里对瓦尔堡、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vsky）和贡布里希的“图像学”作了比较和介绍。在德国，瓦尔堡的“复兴”主要与本雅明的“复兴”密切关联。而英语世界的瓦尔堡“复兴”或可以直接归因于贡布里希撰写的《阿比·瓦尔堡：一部思想传记》的出版。由于贡布里希在整个西方学界的崇高声望，这部传记很快激发了人们对瓦尔堡的关注。事实上，在1999年《文集》的英译本出版前，贡布里希的传记几乎是英语世界学者了解瓦尔堡的唯一文本。20世纪90年代，对瓦尔堡学术遗产的回顾和反思迅猛发展，这表现在众多学术会议的举行、对瓦尔堡作品的翻译以及相关论文和专题研究的大量涌现。1996年，汉堡的瓦尔堡故居（Warburg-Haus Hambrug）也重新开放，并成为德国新艺术史的重镇。 如今，“复兴”瓦尔堡的热情仍有增无减。随着对瓦尔堡出版的著作和未出版的作品、研究和计划的了解，人们对瓦尔堡的学术遗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尤其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瓦尔堡的方法与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的本质区别，并倾向于将两者视为“汉堡学派”的不同组成部分。但除了这一共识，人们对瓦尔堡思想其他方面的认识却越来越充满争论。比如，贡布里希的传记将瓦尔堡塑造为理性和人文主义价值的拥护者；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却日益强调瓦尔堡研究中对非理性的关注。 作为一个饱受精神问题折磨的学者，或许理性和非理性都是瓦尔堡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瓦尔堡的思想一直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以及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瓦尔堡并非一位“象牙塔”学者。正如马克·罗塞尔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阿比·瓦尔堡与汉堡艺术的公共意图，1896—1918年》中所表达的，瓦尔堡关切并深深卷入了汉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瓦尔堡对欧洲文化传统的研究，渗透着他对当代德国艺术和文化命运的思考。因此，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瓦尔堡，精读其著作和理解其生活的时代才是稳妥的途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