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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对外交往盛况空前，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相当繁荣。这一史实可从帝陵神道两侧和四神门外陈设的石狮雕刻得到反映。帝陵狮雕不仅象征着唐朝历代帝王的文治武功，而且是丝绸之路兴衰沉浮的晴雨表，体现了唐朝与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狮子从西亚和中亚传入中国 唐十八陵，自唐太宗昭陵创制，到高宗乾陵得以完备定型，以后诸帝承袭遗制。其狮雕不仅是陵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丝路文明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帝陵石刻中的石虎、石人、石马、犀牛、翼马、华表等器物各有其来历，但唐人把狮子加以推崇渲染，自有其丝路故事。 《穆天子传》是最早记载狮子的先秦典籍，当时中国人称之为“狻猊”。美国学者谢弗认为，“狻猊”一词由印度传到中国，汉代始称“师子”。华特尔认为“狮子”一词是由波斯语翻译而来。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高体越等人也认为，“狮子”一词是从伊朗传入中国的。 近年来，中亚、西亚出土了大量狮子石雕，例如狮身鹰首兽柱头、狮头形石质出水口等。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阿拉沟的塞人战国墓也曾出土一块狮形金牌，金牌上的狮子张口睁目竖耳，双前足上举作扑食状，鬃毛卷曲，后部反转上卷，尾与鬃相连，整体作奔跃咬噬状。这些出土文物表明，狮子是从西亚和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 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东段正式开通，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汉书·西域传上》载，乌戈山离国（今阿富汗的赫拉特）有“师子、犀牛”。当时，西汉都城长安已有狮子实物，《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朝与大宛、安息取得联系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东汉时期狮子产地和进贡狮子的国家均见于《后汉书·西域传》。魏晋南北朝，有关狮子的记载见于《梁书·诸夷传·西北诸戎传》《南史·夷貉传下》《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周书·异域传》等史籍。 唐代相关记载日趋丰富 隋唐时期，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人关于狮子产地、进贡狮子国家的记载进一步丰富。《新唐书·西域传上》载：“南天竺国濒海，出狮子。”《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九年（635）“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康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新唐书·姚思廉传》附《姚涛传》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大食使者献狮子，涛曰：‘是兽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陛下鹰犬且不蓄，而厚资葬猛兽哉！’有诏大食停献”。《旧唐书·西戎传》载，拂林“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拂林即拜占庭帝国，吐火罗在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南一带。《新唐书·西域传下》载，开元七年（719），“诃毗施王塞因吐火罗大酋献狮子、五色鹦鹉”，诃毗施国在今阿富汗的卡菲里斯坦。《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年十月，“庚申，至自光泰宫。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新唐书·突厥传下》载西突厥“统叶护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师子革等”。《通典·乐典》载：“狮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新唐书》卷221载，锡兰国人善养狮子，唐人称之为狮子国。 唐代笔记小说、诗文不乏对狮子的描述。《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毛集》载：“高宗时，伽毗国献天铁熊，擒白象、师子。”《唐国史补》卷上载：“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贞观九年，唐太宗命虞世南作《狮子赋》。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写道：“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尘尾谈重玄。”白居易《西凉伎》描写说“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三军，狮子胡儿长在目”。元稹《西凉伎》云：“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总之，先秦、秦汉、隋唐时期，狮子产地和进贡狮子国家主要分布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欧、东非、北非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唐代帝陵狮子石雕提供了鲜活素材和精湛工艺。 狮子形象经历本土化过程 狮子作为丝路外来文明的载体，经历了移植、归化到创新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个交互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鉴，衍生出文明的区域性、协同性、多样性。这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对以唐朝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狮子石雕形象既不同于吐赤白舌的印度狮相，又不同于张牙舞爪的波斯狮相。唐人认为舌是灵根，宜深藏忌露。唐帝陵狮子石雕对狮子吐舌的修正，正是唐代狮子本土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唐代狮子石雕艺术的创新之处。在儒释道三教昌明的唐朝，唐代帝陵狮子石雕的文化地位、作用日趋明朗。唐人敬畏门神，更将帝王视为人中狮子加以崇拜。狮子要在唐代政治生态圈中存活，只好从宗教世界的护法地位屈居龙下，纳入“龙生九子，狮居第五”的格局。唐人认为麒麟为祥瑞之物，麒麟首为龙，后半部为狮子，狮子从形象描述上处于龙后。当龙、狮同处一地、一室，必然龙居上而狮居下。 唐代的寺庙、官署和祠堂门前，通常建有一对蹲式石狮，雄狮爪下置绣球，雌狮爪下伏幼狮，组成一个其乐融融的狮子家族。唐代家族化的狮子群体是古代中国君臣、父子、家国体例的翻版，是狮子族群在唐代文化中独有的范畴。在世俗与礼仪交织的唐代社会中，狮子既不能凌驾于龙之上，也不能与龙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它在西域作为神力与王权象征的显赫，只能位于仪卫行列，以走、蹲的姿态出现在唐代帝陵的神道与四门神道两侧。 综上所述，唐代帝陵狮雕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丝路其他遗存共同印证了唐王朝与丝路国家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中国西部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07XZS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