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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21世纪必须有一种新史学。它应当以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的环境危机当中为起点。这一危机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远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这两种速度结合的后果将给土壤、水、大气以及生物圈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唐纳德·沃斯特所说的新史学就是环境史。 何谓环境史？环境史的发展现状如何？它的当代价值是什么？近日，中国环境史研究权威学者、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钞晓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通过阐释千百年来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愚公移山”“夸父逐日”这两个典故，形象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既是史学研究热点，也是学术增长点 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又被称作生态史，它是率先在欧美兴起的新史学、新学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蕴藏着丰富的环境史知识与记载，体现了中华先民的非凡智慧与见解。钞晓鸿教授举例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这两个典故家喻户晓。《列子·汤问第五》先载“愚公移山”，晋代张湛注，愚公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心愿定会实现。人们改造自然，自然环境也会随之变化。接着又讲述“夸父逐日”，反讽面对自然规律，“夸父（自）不量力”，张湛借而主张“顺天地之道，因万物之性”，也就是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两则故事如此编排以及张湛的解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但同时也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环境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国际学术潮流与新的学术增长点。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的互动，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其渊源可追溯至数百万年前人猿揖别之时，并且绵延不绝，延续至今。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则是新兴事物、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国环境史学是一门正在蓬勃兴起的新史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学科体系尚未形成，大量学术问题有待研究，有的问题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环境史研究者需要努力加强理论探讨，夯实基础研究，形成中国话语与相应的理论体系，在深化学术研究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正确的思想、知识与思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钞晓鸿教授说，以前的历史研究，往往只考察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忽视自然环境；有的虽然也包含自然环境内容，但往往只是将其作为背景，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在环境史中，作为互动的要素与能动因子，自然环境不仅成为研究内容与考察对象，而且成为分析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人与自然的互动是双向的、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在反馈、调适中不断产生变化，这与以前的“环境决定论”存在本质差别。环境史需要跨学科研究，除了历史学的功底之外，也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与积累，并有相应研究的学科背景或素养。 目前，国内一些著名高校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南开大学在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跨学院、跨学科的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也成立了生态史研究中心。除了翻译、引介国外的环境史论著之外，我国环境史研究群体已将重心放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上，每年均有不少的论文发表。 在我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包括历史、中文、哲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等各个学科都开展相应的环境与生态研究，其中包括环境史、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此外，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院系也有学者从事环境史研究。以历史系为核心，厦门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环境史研究重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