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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作一番窥探的功夫。”敦煌社会生活是隋唐时代民众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从敦煌画卷角度入手，对敦煌这只“麻雀”进行解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隋唐时期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样态。 佛道传瑰宝，夷教留经典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位于今天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起，历代佛教徒便不断在这里凿窟造像，至武则天时期已有“窟龛千余”。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佛教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为世人所遗忘。 直到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人清理莫高窟洞窟内的淤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此洞约一丈见方、六尺多高，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粗麻布包，其中包裹着五六万件从魏晋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还包括许多绢画、纸画和丝织品。这批古代文献，以隋唐五代时期最多，多数为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装帧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不在少数。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敦煌宝藏发现后，先后有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前来劫掠，实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但总的来看，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历代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锦绣的隋唐文化在敦煌卷子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中呈现出来的隋唐文化，包括儒家、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还有从西方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文化。 一般认为，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佛教和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它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隋唐时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佛教艺术发展达到顶峰。 当时，雄伟、壮丽、宏大成为艺术家追求的时代风貌。因此，塑像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而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并出现了巨型造像。一尊是武周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等造的第96窟北大像，高达33米；另一尊是开元年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塑的第130窟南大像，高26米。同时，还出现了巨形经变画，一部经一幅壁画，如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东方药师经变等。 就敦煌遗书而言，因为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故其主体为佛教典籍，大约占到总数的90%左右。其中，以传世佛经和未入藏佛典以及疑伪经为主。尤其是疑伪经的出现和流行，据此可以了解当时民众的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比如，《十王经》形象地展示了地狱的面貌，对了解隋唐五代中国地狱观念的演变和殡葬习俗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其中超过半数的道教文献不见于传世的《道藏》。比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和《无上秘要》《太玄真一本际经》等都非常具有价值。 唐代把来自西方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合称“三夷教”。祆教，又称拜火教。隋唐时期，敦煌和中原地区的一些地方都有祆教教徒活动。例如，《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就记载有祆教寺院，主要信仰者为在华粟特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唐代被称为景教，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至唐武宗会昌五年被取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数件汉译景教经典，为研究景教提供了重要资料。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在唐代，它曾合法流行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后高昌回鹘地区成为摩尼教的最后一片乐土。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和《证明过去因果经》三件摩尼教文献，非常珍贵。 敦煌画卷中的隋唐文化，是东西方文明碰撞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多元文化，是混杂居住于西域河西地区的汉族、粟特、于阗、回鹘、吐蕃、吐谷浑、龙家等交往形成的混合型文化。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强调，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扼据丝绸之路要冲、密迩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流的咽喉要道。绚丽多彩的莫高窟艺术和国之瑰宝敦煌遗书，更是为隋唐盛世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