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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月12日电 （记者李玉）为推进抗日战争研究，1月10—11日，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的近60位学者参与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是近30年来抗战研究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在分析抗日战争史研究现状时表示，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视角、研究主旨的变化和研究视野的拓展，都围绕着历史真实性展开，并在发掘历史真相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随着社会生活史的兴起，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令人担忧，研究者应在历史事实的发掘基础上注重宏观视角。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忻平利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近期公开的日本外交档案史料，对“一·二八”事变前后日本政府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忻平向记者表示，学界以往对“一·二八”事变后中国遭受灾难和损失情况的关注很多，但对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诸多第三国侨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第三国向日本申请赔偿的情况，几乎没有相关研究。忻平认为，“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损失赔偿问题不仅是抗战时期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与当时日本的内政外交决策息息相关。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出现了自杀、绝食等极端抗议方式，唤醒国人抗日救亡意识，呼吁政府积极抵抗日军侵略。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长林认为，从当时媒体对自杀及绝食抗争行为的报道来看，媒体运用史鉴方式诉说历史上的自杀殉国及绝食抗争故事，运用“自杀”这一象征性符号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激励国人抗战，成为传播抗议诉求的重要社会机制与社会力量。社会舆论对这些极端抗议行为给予理解和同情的同时，也对这种不正当的救国方式提出批评，并指明团结一致抗击侵略才是正确的救国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