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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期主题：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研究 主持人语 社会史研究自从20世纪中叶兴起以后，发展至今已经蔚为大观，汇入了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与传统史学相比，社会史研究不仅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采用的文献史料不同，呈现出的历史画面也很不相同，某些传统的结论甚至可以据此加以修正。历史发展之复杂多样，唯有多角度地观察与研究，充分调动与发掘一切可资利用的文献史料，才能使历史的再现与解读趋向丰富与饱满，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本期约请的两篇文章，既有关于中世纪西欧社会整体结构以及长时段社会发展趋势的呈现，也有关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思考，诸多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深化西方中世纪社会史的研究。 依照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个体劳动固然可以满足自身在某一方面的生存需要，但是个体的生存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的支持，因而个体劳动只有纳入社会群体之中才有意义。这一理论把劳动分工以及分工固化后形成的职业，与共同体的需求乃至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劳作的人、祈祷的人、作战的人 生活在10至11世纪英格兰的修道士艾尔弗里克列举过三个职业人群——劳作的人、祈祷的人、作战的人。劳作的人是“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之人”，“是为我们供应食物的农夫”。祈祷的人是“为我们求助上帝之人”，“作为上帝的仆人日夜不停地为我们祈祷，在精神上与不可见的敌人战斗”。作战的人是“为我们护卫城镇及家园之人”，“作为尘世的武士与敌人战斗，使我们免受外敌的入侵”。 这样的人群划分关注社会成员承担的社会责任，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构建理想社会，强调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提供为生存所必需的服务。上述理想社会的构建，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论题。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居民聚群而居的必要性。人类多方面的生存需求决定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只有聚群而居才有可能实现生存需求的满足。城邦存在的合理性在于使聚群而居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唯此方能从各个方面并且长时段地满足城邦居民的生存需求。亚里士多德构建城邦理论是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使之承担起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责任。 作战的人享有骑马作战的特权，也称为“骑士”。装备和维持骑士需要高昂的物质代价，法兰克王国在征集骑士作战的时候，以“采邑”作为骑士的物质支持。骑士与采邑，构成封君封臣制度的核心因素。采邑以“骑士领地”为基本单位，一个骑士领地的收入用于供应一个骑士及其家庭的生活所需，以及履行军事义务的花费。作为接受骑士领地的代价，受封者需要提供骑兵兵役和其他封建义务。 祈祷的人是基督教会的教职人士，掌管涉及人类灵魂的事务。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12世纪的一封书信中阐述：“上帝的教会由两个等级组成——教职人士与世俗人士。教职人士包括使徒、秉承使徒传统的人、主教以及其他教会神学家。他们负有照看和管理教会之责，除了教会事务，也促进灵魂的救赎。……世俗人士包括国王、亲王、公爵、伯爵，以及其他操控世俗事务的权势之人，他们为教会提供和平与统一。”“宗教等级”与“世俗等级”的划分着眼于僧俗两界对于教会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表达了两类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此提出过批评，认为这样的等级划分将宗教权力置于世俗权力之上，将教职人士视为特殊的社会等级。 劳作的人是种田的人，以个体的农业劳动为社会运作提供物质基础。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是持有土地的领主，劳作的人是土地上的耕种者。领主因为持有土地资源而处于职业分工的强势地位，规定耕种土地的代价和条件。农民因为不持有土地而处于劣势，只能依从领主制定的规则进入生产领域。作战的人与祈祷的人是王权统治依靠的政治力量，种田的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没有种田人的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