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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基础的现代自然法已经衰亡。现代自然法的这种命运是历史学派所致：19世纪在德意志出现的历史学派摧毁了现代自然法体系。不过，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至今疑窦丛生。历史的绝大多数情形是：杀死了敌人，可敌人的幽灵依然缠绕着胜利者。 现代自然法从“应当”到“实际” 现代哲学家认为前现代社会的总体指导原则是“人应当如何生活”，正是这一原则导致前现代人的生活目标超越于政治生活，没有严肃地对待政治生活本身。因此，他们提出当按照人实际上如何生活来发现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这一发现活动的成果就是“现代自然法”。 现代自然法学说的创立者是霍布斯。他通过构建“自然状态”理论来提出他的自然法学说。“自然法”顾名思义是指人的理性从自然中发现的关于什么正当或什么正确的原则。在这种理解中，自然乃是人之生活的标准。这也暗示自然是善的，人与自然有一种亲密。可是，霍布斯重构的“自然状态”却是一种恐怖的、充满杀戮的状态，即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时刻处于暴死的恐惧中。因此，人必须摆脱自然状态。这种对自然的态度与培根所谓的“征服自然”暗示出来的态度一致：自然成了恶的，成了人憎恶和意欲消除的对象。这意味着现代自然法包含着严重的悖论：一种号称为自然法的学说却将自然视作必须克服的对象。 既然如此，现代自然法所谓的那些法从何处而来？——人的人性，人性就是指人的自然。换言之，现代自然法区分了人的自然与自然界，人的自然成为现代自然法的来源。可是，这种区分同时暗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预设：撇开整个宇宙，人依然能够被理解。这一预设来自于另一个论断：现代哲学家发现茫茫宇宙并不回应人的任何呼唤，人面对的是一个冰冷的无法为人之目的提供任何帮助的物质世界。在最初的悲伤乃至绝望后，现代哲学家充满狂喜地意识到人在宇宙中孤立无援这一事实意味着，人拥有最大的自由，亦即人能够对世界进行“有意识的建构”。现代哲学家首次发现，人可以做这个世界的主人。对这种经验的最佳表达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表明了独立于宇宙的人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理解自身的存在。笛卡尔造成的理论后果是，人成为了整全的阿基米德式支点，人的命运只能仰赖人自身。这些洞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变化：哲学原初意义上乃是对整全的理解和追问，其预设人的理性能够认知整全。现代哲学对整全则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其预设整全不可知，由此也切断了人与整全的联系。现代自然法就仰赖于现代哲学的上述洞见。 不仅如此，现代哲学家的抱负是构建全新的政治社会，这一抱负导致现代哲学的品质是实践性和经验性。现代自然法同样继承了这两种品质。霍布斯从“自然状态”推导出的首要自然法是自我保存乃人的最高权利。实际上，这条自然法的真正来源是霍布斯对实际生活中的人的观察，尤其是人在战争状态中行动经验的观察。这意味着这条自然法并不那么“自然”，因为在战争状态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舍己为人的行为。促使霍布斯将这一观察提升到自然法地位的动机是：他试图为政治生活重新奠定最为普遍的基础。 自然法作为一种法而言，顾名思义它要求人的服从。但是，自然法并非如书面上的实定法那样可见。至关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凭靠自身的理智来发现自然法：自然法是哲学家们发现的。因此，自然法的效力对现代哲学家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典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的最佳生活是追求德性（智慧、正义、节制和勇敢）的生活。同时，古典自然法认为，在追求德性上，人与人之间有至关重要的能力和品性差异，亦即唯有哲学家方才有能力过那种以德性为旨归的生活。因此，古典自然法能够确保自然法的效力。但是，即便如此，创立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廊下派依然设置了“神圣天意”作为绝对命令来保障自然法的效力。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又在自然法之上设置了神法以命令所有信徒遵守。不管是在廊下派还是罗马天主教那里，这都意味着追求德性的生活绝非轻松容易之事，它要求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现代哲学家在推翻天主教的神法之后，他们所创立的自然法学说如何确保效力？什么取代了廊下派那里的“神圣天意”和天主教那里的“神法”？答案就是人的欲望和激情。这也是现代自然法成为现代自然权利的原因：人不再服从自然法，而是主张自己的权利。现代自然法不具有法本身所具有的威严，而是意在激励人松弛、解放、唤醒乃至放纵欲望和激情，它的品质是个人自由。在霍布斯的后继者（斯宾诺莎和洛克）那里，个人自由成为了决定性的并且是唯一的价值，政治体的职能就是确保此种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