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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岭南,一般泛指横亘在湘粤、湘桂、赣粤之间的大庾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越城岭以南地区,大致与现在的两广、海南等地重合。自尧“申命羲叔,宅南交”、舜“南抚交趾”至战国时期楚悼王命吴起“南平百越”,岭南与中原的交往日渐密切。秦灭六国后,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将其纳入中央行政版图。公元前204年,龙川令赵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政权——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攻灭南越,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等九郡,再度恢复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直接统治。受地理因素影响,岭南与中原地区相对隔绝,加之南越国“和集百越”的统治策略,使岭南地区在政治与文化上形成稳定、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不仅两汉的岭南治理策略体现出“在因循中改造”的鲜明特点,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呈现诸多特殊面相。 从“和集百越”到“汉越分治” 赵佗以汉人身份建制岭南,为了稳固统治,推行“和集百越”的策略。在政治上,广泛吸收越人参与政权,扩大统治基础。赵佗任命颇受越人支持的吕嘉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乃至“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在基层管理层面允许越人自治,以期达到“以越治越”的统治效果。在社会风俗上,遵从和推广越人风俗习惯,赵佗本人以“蛮夷大长”自居,带头改从越人“魋结”发式和“箕倨”坐姿;推行汉越通婚,加快民族融合。“和集百越”政策取得了较大成功,使得南越国祚长达9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以“和集百越”为施政基调的南越政权构建,带有浓厚的岭南百越民族古代国家化性质。因此,南越国的建立及其近百年的历史,促使岭南地区在政治与文化上形成了较为稳固成型的地方性特色。正因如此,在长达90余年的汉越政治博弈中,越人对汉政府以及南越国亲汉势力始终保持警惕和疏离态度,这也为南越国后期吕嘉发动叛乱提供了政治基础。 汉武帝灭南越国后,总体上沿袭赵佗策略,施行和缓统治。一方面在秦制基础上进一步推行郡县制,设置南海、苍梧等岭南九郡,在形式上将岭南编入中央行政版图;另一方面实行“汉越分治”,允许越人自治,“复长其民”,封敕百越各族君长管理族内事务。例如在骆越,任命部族首领为骆王、骆侯、骆将,分别管理郡、县两级的越人事务。客观来说,这种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安抚因政权更迭给越人带来的不安和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民族融合。随着交通的改善,来自中原地区的刑徒、屯兵、官吏、流民及商贾大批涌入,汉越分治的治理模式反而加深了汉越间的政治和民族对立。公元40年,交趾郡爆发征侧征贰姐妹之乱。征侧系交趾郡麊泠县骆将之女,“性甚雄勇”,“所为不法”,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乃起兵反抗,以致“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并自立为王。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叛乱后,采取“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等安抚手段的同时,在平定叛乱的地区“为郡县”、“治城郭”,逐渐废止“骆将主民”的自治政策,将骆越各部族纳入郡县直接管理。 东汉末至三国,中原大乱,苍梧士燮家族趁机坐大。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向孙吴政权入质纳贡,得以“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原士人纷纷进入岭南避难,在“三陈”、“四士”等世家大族的经营及薛综、许慈、刘熙、程秉等中原名士的倡导推广下,岭南社会风俗汉化进程加速,文教水平获得长足进步,以致“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广东通志》)。 (责任编辑：admin) |